余杰文集：眼睛与勇气

1935年，罗曼·罗兰访问莫斯科，写下《莫斯科日记》。然而，在原稿的标题页上，他有以下的题词："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 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断。"历史有的时候比人设计的还要荒诞，就在罗曼·罗兰设定的日期到来的时候，当年他所要捍卫的那个庞大的斯大林帝国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在1985年之后的第四年，它终于彻底终结了。有的罗曼·罗兰的热爱者把作家的这一做法解释为要保护高尔基的声誉等等，但我总是觉得太牵强附会。另一位与之同时代的法国大作家纪德也经历了一次莫斯科之行。与罗曼·罗兰力图掩盖真实迥然不同，纪德回国后立刻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讲述了自己所观察到的所有的真实。这一举动招致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一致批判，左翼作家们谩骂纪德是犹大、是叛徒。罗曼·罗兰也加入了攻击纪德的行列，对此纪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今天，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相继在中国出版。前者是第一次出版，后者却是61年以后的重版。当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郑超麟先生，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根据纪德的法文原文翻译了全书。一边翻译，他还一边遭遇难友的批评，说这是反苏的书，不要翻译过来被敌人利用。郑超麟这位翻译者的遭遇跟纪德这位作者简直就是一模一样。1937年，这本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而在1949年以后，这本书自然而然地被束之高阁，直到1998年才得以重版，这时，译者郑超麟老先生已经98岁了，4 月份他写下了此书的新序，8 月份就去世了。郑超麟老人的一生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百岁中国的历史进程，与纪德的这本小书互相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映照。

对真实的态度，是一个知识分子品格的试金石。面对这一试金石，《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没有展示出他应有的光泽和硬度来，而纪德却展现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纪德认为，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任何正义、崇高、平等和自由等理想都不能被当作面具，将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而绝不相信宣传工具所制造的那些比真实更"真实"的东西。高尔基正是相信了那些东西，自觉地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从而昏昏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余生。罗曼·罗兰与纪德一样，发现了真实，并在《莫斯科日记》中记载了甚至比纪德还要详细的真实，但是他不仅不敢发表这一切，而且还昧着良心撰文攻击纪德--其实，纪德所写的莫斯科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夸张和诬蔑的地方。相反，许多文字与《莫斯科日记》中的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高尔基的昏庸和罗曼·罗兰的怯懦相比，纪德像白金一样显示出了独特的光泽和硬度。

纪德访问苏联的时候，鉴于他在西方世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斯大林给予他国家元首般的接待规格，企图让他返回西方之后成为自己政策的吹鼓手。然而，纪德却在官方精心安排的参观访问中，发现了斯大林不希望他发现的苏维埃的另一面。参观集体农庄，官方安排的当然是集体农场的"样板"和"模范"，这里庄稼欣欣向荣，红花绿草也在院子里繁荣生长。纪德走进农庄成员的家中时，却得到了一种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的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当时，很多人批评纪德的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的情调"，革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土豆加牛肉难道不是共产主义吗？纪德却不这样认为，他对"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的理念提出质疑，他坚信这绝不是一种进步。他认为，没有个性，也就没有生气；没有个性，也就没有自由。

对于苏联日益猖獗的个人崇拜的风气，纪德也表示了他的深恶痛绝。他写道："在工厂的办公室处，有一幅象征性的大图画很引起我们注目：中央，斯大林在说话，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正在鼓掌。……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在每个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必须带有称颂他的话语。我无论进入什么房子，哪怕是最贫苦的最卑陋的吧，都看见斯大林的肖像挂在墙上，无疑地在从前神像的位置。崇拜么，爱么或惧怕么？我不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看见他。"纪德敏锐地发现，民众对斯大林的感情之中，恐惧比爱戴更加强烈。像纪德这样一位既深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熏陶，又被20世纪现代主义精神激荡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苏联当时明目张胆的、拙劣的个人崇拜。有一次他到邮局发电报，电报中有一处提到了斯大林，发报员要求他在斯大林前面加上"伟大的"这一修饰语。纪德坚持不加，结果电报没有发出去。　纪德还观察到苏联社会的"克格勃化"。正如苏联崩溃以后、负责克格勃改组的巴京卡所说的那样，主宰苏联社会的，不是某一领袖人物，而是克格勃这一庞大的、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组织，它是苏联社会的大毒瘤。克格勃奉行的原则比它实在的机构还可怕。纪德精辟地指出："在法国，政党机关若是要揭发某人阴私的时候，那一定要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朋友来做的。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最好的罪证，便是那种愈否认而愈加有力的。"通过这种方式，统治者的统治表面上看是大大强化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是大大弱化了--因为全社会的人际氛围遭到了最大程度的毒化，正像纪德所说的那样："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信任。小孩天真的言辞会葬送你。人们再不敢在小孩面前说话了。每个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再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这样的社会，表面上看似乎牢不可摧，实际上不过是被白蚁蛀孔的房梁，一遇风吹草动立即倒塌。

秘密警察主宰的社会必然是优败劣胜的社会。因为最优秀的人都是不遵循"统一思想"的人。帝国太大了，残杀再多的人也不容易看出来。纪德感叹道："贫乏愈麻木，就愈加悲惨。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出与群众有别。而群众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这庸俗性愈变愈下流了。"优秀分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遭到了有力的压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就每况愈下了。

纪德忠于他的眼睛，忠于他的良心，在漫天的谩骂和攻击中他寸步不让。在《从苏联归来》的后面，还附有他的《答客难》，从昔日的战友到普通的读者，他既耐心解释又针锋相对，一个人面对一个帝国以及帝国众多的支持者们。腹背受敌的纪德、左右开弓的纪德，一个人构成了世界的另一极。

4/19/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