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最近，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关于先发制人发动核战争的公开言论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外交部将其言论定义为“个人看法”，但是对中共权力运作稍稍有些了解的人士都明白：在中国，不仅普通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即便是贵为政治局常委的九大巨头，也没有多少言论自由——除了老大哥胡锦涛之外，其他人的所有言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讨论和审查。温家宝总理在其前任上司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时候，连一个花圈都不敢送去，可见他也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更何况在等级森严、以愚昧为光荣的军队内部，哪里有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的空间呢？在此背景下，近期突然出现了从刘亚洲到朱成虎的“奇谈怪论”，似乎表明刘、朱都是“不守规矩”的、有个性有见解的军人。但是，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并不认为在军方系统内出现了刘、朱这样分别代表鸽派和鹰派立场的人物，就表明胡对军队失去了控制，或者说军队已经蠢蠢欲动试图夺取对外交内政方面的决策权。在我看来，这些言论其实都是为最高层所默许的。换言之，是最高层故意放出来探视外界反应的气球而已。
   

   朱成虎将军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公然鼓吹对美实施核战争的观点，甚至放言中国即便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城市、资源和人口，也要摧毁美国的上百座大城市。这些言论让西方世界大跌眼镜，焦国标将其比作中国的本•拉登，应不为过。朱成虎七月六日在国防大学的内部讲话中更是公开宣称：“核武器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人类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越来越加剧，必然就会产生这种高效率的人口调节工具，来缓减人口数量与生存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问题，使其重新回到平衡位置上去，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他还对核战争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方案：“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照顾到，所以应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几个威胁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既要有针对性的也要兼顾到全盘，具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周边的邻国特别是那些人口大国如印度日本等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而美国相对来说反而要好对付一些，因为他们的人口少得多，而且主要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只要用少部分的核储备就可以解决掉他们，另外，美国距离我国遥远，在核战后将来的上百年间我们都不大可能向那里大量迁移，但是美国的国力强大，所以我们有必要用干净彻底的手段解决掉他们的国家力量，估计用十分之一的核储备就足够解决了。”这些丧心病狂的言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犯罪，朱成虎将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每一个被他在假想战争里无情地牺牲掉的中国公民，都应当站出来揭发和指证他的这一罪行——我们应当打电话报警。
   
   从“反革命罪”到“颠覆国家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称虽有差别，实质却无变化，长期以来中共均以之来打压和迫害异见人士。从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到在萨斯灾难中拯救千万同胞生命的蒋彦永医生，这些伟大的心灵，这些民族的脊梁，这些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们，在中国却统统被看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在近几年间发生的“新青年读书会四君子”案件、郑恩宠律师案件、师涛案件等多起莫须有的政治案件中，“危害国家安全罪”成为检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杀手锏——谁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谁就理所当然地被判处重刑：无论是为那些被非法拆迁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郑恩宠，还是为官吏腐败、民生疾苦而大声疾呼的记者师涛，都成为这一“紧箍咒”下的牺牲品。我与刘晓波先生也曾因此而被北京警方传唤，并被通宵审问。当时，警察威胁我说，你的文章就是“火药桶”，你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但是，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政权，难道是我的几十篇文章就能够“危害”乃至“颠覆”的吗？那岂不说明这个政权已经心虚到了何种的程度？
   
   真正危害国军安全的，不是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书生，而是朱成虎这样比希特勒还要疯狂的战争贩子。当然，朱成虎不过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罢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的“创造性”。毛泽东当年就曾经威胁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中国不惜引爆核弹，让自己的人民死亡一半。这样的赌局，世界上还真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与这个伟大领袖赌一把。今天，朱成虎将军再次重提核战争的话题，把核战争当作“调节人口”的最佳方式，在并没有得到民众授权的前提下，居然将数以亿计的民众的生命当作其战略计划上的微不足道的“数字”。朱成虎的这些言论，已经突破了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底线，正如在德国鼓吹纳粹的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理论本身就构成犯罪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鼓吹核战争，都构成了对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这样的人不仅应当受到一个国家的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应当被送到联合国海牙战犯法庭上接受审判。如果任由朱成虎这样的“人类公敌”为所欲为下去，将来他和他的同伴们对于地球的危害不知将比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辈严重多少倍。
   
   朱成虎的言论的惟一意义，是让西方世界和中国国民看清了中共政权的本性并放弃对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对希拉克和施罗德等惟利是图的西方政客和思科、雅虎等助纣为虐跨国公司而言——你们所提供给中共的资金和技术，很可能会迅速地让核弹在你们的头顶爆炸；贪图眼前的小利，也许会导致你们的妻子和儿女成为核战争中的牺牲品。朱成虎的狂言，又让我想起了义和团运动中那个歇斯底里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为什么那么仇恨西方呢？因为西方诸国的公使们不同意她废黜光绪的意图，使得这位“家天下”的皇太后对西方恨得牙齿发痒。在义和团入京大肆屠杀无辜民众前夕，慈禧太后本来决定召李鸿章和袁世凯进京主持大局、并与列强修好，但在一夜之间她却改变了主意，转而重赏义和团，不顾国际公法而攻打使馆。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指出，慈禧太后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是接到了一个所谓的洋人将强迫她归政于光绪的假情报，“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四十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最后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失去权力之前，她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她就放泼，和洋人拼命了。”于是，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于是，她老人家就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与十一国开战了——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而不绝后的最勇敢的人了——因为毛泽东、朱成虎等人似乎比她更加勇敢。
   
   而朱成虎们对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仇恨，也与慈禧老太后惊人地相似。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仅以抗日战争为例，没有美国兄弟般的支持，中国何能从日寇的残酷杀戮中重新站起来？但是，中共政权为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将美国当作最大的敌人，以至于出现朱成虎这样的“反美狂人”呢？答案其实很简单：美国不反华而反共，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以基督信仰为依托的政权与无神论的撒旦政权之间，确实势不两立。毫无疑问，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把中共“一小撮”剥夺十几亿民众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当权者作为敌人。美国不会忽视台湾两千多万民众的自由与幸福，美国也不会忽视中国大陆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求，因此美国自然被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妖魔化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正如朱将军自己表白的那样，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左派，而是现实主义者。他才没有意识形态的纠缠和民族情感的羁绊呢，他有的只是对权力赤裸裸的持守：谁要危及我们虐待和压榨人民的权力，我们就不惜与谁同归于尽。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三个代表”更能代表中共党内高层的利益和意志；在这一点上，中共这个流氓政权比起北韩、伊拉克、伊朗等“无赖国家”来并没有“先进”多少。以此观之，尽管朱将军有教授头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在灵魂深处仍然是一个有“中共特色”的泼皮无赖，他的祖先是杨志卖刀时遇到的牛二，是屠杀数百万民众的明末流寇张献忠，而他在军内的长官则是“大刀向人民的头上砍去”的王震之流——哪能指望这样的家伙存留一丝的人性呢？
   
   带领苏联人民走出极权主义的泥沼的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指出，他之所以要进行“新思维”的尝试，无非就是要复活全人类的价值，承认自由与人权，让朴素的道德规范与人类社会的法则真正得以复苏。这也正是他被中共党魁胡锦涛咬牙切齿地辱骂的根本原因。而在回顾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和展望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和平共处时，戈氏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而理论是服从于它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此，既不存在可任意牺牲人的生命的冠冕堂皇、强词夺理的理由，也不应有认同这种说法的理论或理念。生命只有一次。去体味人生的喜悦、体会心和心的交流也只能有一次。因此，我们说生命的权利是神圣的，不管什么人也没有权利去侵犯这惟一的生命。将‘不择手段’性的想法予以正当化的目的是没有的。这，不正是我们对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选择吗？”是的，这也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也是我指证朱成虎少将是真正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的根本理由。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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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nesday, July 2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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