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缘起
   “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含混而复杂的概念。许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普通的名词，但是每个人心目中的所圈定的“知识分子”显然各不相同。有人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来界定，认为凡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有人从工作的性质来分析，认为只要从事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工作的人就可以算是知识分子；有人则从此一群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衡量，认为只有充当“社会良心”角色的少数精英人士才是知识分子。这些看法赋予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语以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很难说那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在欧美的几种重要的百科全书中，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定义就有上百种之多。
   专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张朋园认为，按照西方辞书中比较主流的看法：
   知识分子是“关心社会枯荣的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为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著作不胜枚举。在专业分门别类的今天，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可以称作知识分子，ＤｄｗａｒｄＳｈｉｌｓ就是从这个宽广的视野去看知识分子的。他说，凡是有专精学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ａｄｕｓｈｉｎ所下的定义则较为严格。他说一个行道中的专业人员，如果整天关在研究室中读资料、搞实验，他只是一个专业人员；惟有他同时关心社会的枯荣，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举例而言，研究核子的专家走出了实验室去参加反核运动，即可称之为知识分子。（注１）
   我个人比较同意后一种定义，“关心社会枯荣”乃是知识分子与文人或专业人士之间的根本差异。按照此定义来衡量，坚持说真话的蒋彦永医生是知识分子，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则不是知识分子；为打工妹所遭受的冤屈怒发冲冠的吴祖光是知识分子，而对自己充当御用文人的历史不加反思的余秋雨则不是知识分子。
   在各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兼顾了“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是余英时的说法。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引言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的“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注２）
   下面，不妨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起源作一次“历时性”的考察。在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兴起存在各种不同说法。但至少有两个前提是被大部分学者所认可的：第一是文字的出现。没有文字，也就无法记载人类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知识和文化。而在古代，文字作为一种神秘的抽象符号，它只被极少数人所掌握。这样，能够使用文字的人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第二是哲学的突破。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八百到两百年间，世界各大文明中都出现了所谓“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各民族的思想家们也开始致力于建构各自民族基本的哲学和信仰体系。
   如果以近代为界限，可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作的发展作更为细致的考察。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在认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十三、十四世纪大学的兴起而诞生的。从十三世纪初起，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一批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 “大学”。刚开始，这些大学都受教会控制，其“校长”和“教授”通常都是虔诚的教士和神学家。正因为有了势力庞大的教会的庇护，大学体制和学术研究均能够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剑桥大学校长的任命并不受英国国王的控制，而由大学董事会决定。至于教授的聘任和课程的设置，大学更是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以国王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的世俗政权也认可并尊重大学的这种独立性。（注３）
   到了十四世纪后期，文艺复兴的序幕已经拉开，大学不得不向人文主义者敞开大门。此时，教士不再拥有对大学内部的精神生产以及课程限定方面的垄断权。大学逐渐脱离了教会的制约。在工业革命前夕，新兴资产者已经成为大学的主要生源和服务对象。勒戈夫指出：“大学日益重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它们为国家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医学家和学校教师，他们之中献身于较实用而较少虚名的职业的社会新阶层，努力追求一种更适合他们职业等级的知识。”（注４）这样就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既独立于世俗政权，也游离于教会之外，成为正在兴起的、朝气蓬勃的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由于有了工业革命这一内在的推动力，速度则要迅速得多。法国学者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描述了十八世纪人类技术的变更、知识的爆炸、心灵的拓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蜕变，他指出：“人类心灵前进的冲动，是十八世纪主要的特征和事实。”（注５）在这个历史阶段，首先是人类心灵成了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角色。人民发表他们的意见，展开学术活动，以这种方式参与一切事情，只有他们才掌握道义权威，这是真正的权威。其次，十八世纪人类心灵的自由探索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博性，宗教、政治、纯哲学、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世界，都成了研讨和思想体系的题目。旧的科学被推翻，新的科学诞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出现便有了可能。
   “量变”必然导致“质变”。某一历史事件往往在不自觉间充当了“质变”的标志。一八九四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闪光点，同时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重要信号，正如法国当代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是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的。事实上，历史学家可以在总体上认可这样一种表达：为德雷福斯上尉的辩护，就某种方式而言就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一切行为的起点。”（注６）法国学者贝尔纳—亨利。雷威也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所谓“十九世纪末”，具体而言指的就是德雷福斯事件。（注７）
   德雷福斯是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在当时法国国内喧嚣一时的反犹主义浪潮之下，他被诬陷为出卖军事机密的卖国贼，被判处终身监禁。本着正义和良知，法国一大批文化人挺身而出，为德雷福斯辩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作家左拉，他为之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在《我控诉》这篇战斗檄文中，左拉高声宣布说：“正义之外没有平静，真理之外没有安息。”法国国内一大批政治观点、思想立场并不一致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和律师们，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冤屈者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强大的、僵化的官僚体系和民间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种族偏见。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这群文化人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一文（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但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却得以建立，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事业中少数的幸存项目之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以此为基地聚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相当的声誉、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们，不计个人的利益和人身安全，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左拉甚至被法国政府起诉和追捕，被迫流亡国外多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们一直没有停止申诉和抗议。到了一九零六年，沉冤十二年的德雷福斯终于得以昭雪，一场正义与强权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德雷福斯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它标志着法国知识分子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进步力量浮出历史地表。贝尔纳—亨利。雷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事件的意义：
   第一是“词语”。在过去，“知识分子”仅仅指读书人，而且带有某种贬义的色彩，形容某个文人有种“书卷”倾向时，便是指他的刻板，与真实的思想相背。只是等到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了，“一群男女重新使用这个形容词时才将它对含义扭转过来，使它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成为一种光荣的称号和一种象征……这是一种方式，非常大胆的方式，将一个近于侮辱性的称号作为一面旗帜来挥舞。”
   第二是“数目”。在伏尔泰和雨果的时代，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孤军奋斗。在那个时代，采取某种政治立场甚至道德立场的作家似乎是正规思想体系的个别现象。“而此时却是一帮人，一大群人。成百上千的诗人、作家、画家、教授，认为放下手中的钢笔或画笔来参与评论国家事务是自己分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修正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
   第三是“价值”。伏尔泰和雨果们反对的是个体的独裁者，而这一代知识分子则自愿地在正义、真实、善良与国家之间充当中介。（注８）
   这群知识分子申明并奠定了这样的理念：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当“国家”与“正义”对立时，他们毅然舍“国家”而取“正义”。当然，这群现代知识分子不是社会的游离体，在他们背后有着一个正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学者肖雪慧在论述德雷福斯事件的背景时指出：“左拉作为社会良知的坚决担当，在他身后一大批知识分子组成强大的声援力量，借助自由的新闻界而展开的持续讨论，公众基于公民精神对事实真相的关心与参与。对于民主的持续、巩固或法治的健康运行，它们代表了比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东西。”（注９）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壮大，与他们的“后援力量”的萌芽和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近代民主化进程中，作为一个超越现实利益的群体，知识分子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主、人权、宪政、自由和博爱等价值，并努力在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之。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