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灏学长：
   
   你好。这封信我不准备单独邮寄给你，我更愿意你在互联网上读到。我们在六年前有过一次愉快的通信，没有想到六年之后我居然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给你写这封“不愉快”的信件。

   
   我的好朋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北京新闻中心的记者兼评论员王光泽，受邀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初参加由美国一所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在会议上，王光泽以比较客观公正的视角，作了关于中国大陆网络言论状况的发言。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光泽从美国返回北京。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纸解聘的通知书。
   
   解聘通知称，王光泽连续两个季度考核不合格，根据报社规定予以解聘。可能是电话通知的误差，王光泽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因连续两个月考核不合格被解聘。不管是两个月还是两个季度，王光泽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这两个月的确没有给报社做什么贡献，最近的工作量也的确不太稳定，至于是否逾越报社考核底线他也不甚清楚。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解聘决定既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申辩机会。解聘通知也恰恰选在王光泽出国访问原定归国时间的前一天，即十一月十六日。更奇怪的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光泽收到解聘通知书的同时，还收到了你作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的亲笔签名的加薪信件。同时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王光泽去美国之前已经被报社管理层约谈，准备提升他做北京新闻中心法治新闻组负责人。
   
   同样是你签发的两封自相矛盾的信件显示了这样一种信息：加薪通知书是通过报社常规的工作程序发出的，而解聘通知书则是由于受到某种外部的压力而在突然之间做出的。在发出这份非同寻常的解聘通知书的时候，比之稍早地发出的加薪通知书已经来不及收回了。加薪通知书和其他相关信息极有说服力地表明，解聘通知书中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不过是莫须有的罪名而已。至于报社解聘王光泽的真正原因，则“不足为外人道也”。
   
   王光泽赴美参加学术会议，事先已经向报社作了详细的汇报，并表示可以顺便采访美国大选的情况。报社的部门负责人接受了王光泽的这一建议，并表示这次出访可以不算是请假，如果回国之后王光泽写出了对美国大选的相关报道，甚至还可以在住宿和交通费用方面获得报社的补贴。然而，王光泽甫一返国，就被告知自己被解雇了。
   
   解聘王光泽的决定，显然是包括作为“发行人”的你在内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高层共同做出的。当然，我们心知肚明，最终的命令一定是来自于中宣部乃至比之更高级的部门。《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上标明，你是报纸的“发行人”，在我看来，这种称呼多少显得有些牵强：在西方新闻业界，所谓的“发行人”，即是老板、董事长或最大的股东。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隶属于广东省的党报《南方日报》报系，是该报业集团中的一份重要的子报。尽管《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已然不同于《人民日报》这样的老牌的“垄断国企”，像你这样的“创业元老”甚至还可以拥有其部分股份，但该报依然在中共当局的牢牢控制之下，所谓的“自由”，最多也就是打一点小小的擦边球的自由。所以，严格地说，该报真正的“发行人”不是你，而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你同意我的这一看法吗？在这样的体制下，作为报社高层领导的你们做出解聘王光泽的决定，也许并非内心所愿，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
   
   正是基于此种的原因，王光泽在遭到解聘之后所发表的声明之中，对《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有颇多的回护和赞誉之处，并对报社的处境给与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以你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高层主管在此事件中还是缺乏道义担当的勇气。我不知道你们收到的是一份怎样的命令，但我想，只要你稍稍保有一点良知和勇气，你就可以对此事作某种程度的柔化处理，比如宣布让王光泽休假数月，避过此风头再说。倘若上峰的命令实在是措辞强硬，报社回天无力，也完全可以采取更好的方式，先与王光泽进行交流和沟通，比如发一封伊妹儿、打一个电话甚至面谈一次，向其陈述报社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我相信，通情达理的王光泽也不会故意与报社为难（事后王光泽的声明果然证明了这一点），而会主动提出辞职的。然而，报社甚至连这点起码的“缓冲地带”都不愿留下，在王光泽人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冷冰冰地发布了自欺欺人的解聘书。
   
   在专制制度下，是做扼杀新闻自由的帮凶，还是做拓展新闻自由的先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当然，在这两种非黑即白的选择之间，还有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我敬重那些勇敢地为中国的新闻自由献身的记者和作家们，比如身受牢狱之灾的高勤荣、姜维平、徐伟们；同时，我也对那些怀着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在灰色地带默默耕耘的朋友们抱着相当的理解与尊重，比如在《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们。在中国走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漫长道路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不同的知识分子，将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不同的贡献。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人都成为斗士乃至烈士，但至少应当保持这样的一条道德底线：不做权力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你是北大中文系的学长，记得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计划编辑一本纪念刊物，写信向你约稿。那时，你是《南方周末》新闻部的负责人，你对《南方周末》这份敢于说部分真话的媒体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在传媒和文化圈中深受好评。不知你是否记得，当时你在回信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北大精神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个校庆还有什么纪念意义呢？看到这段话，我认为你这位有锐气和锋芒的新闻人，或许能在新闻界里传承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传统。后来，你又一手创办了《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短短数年间，该报便成为国内财经类媒体中的佼佼者，业内人士也将你看作是新闻界的奇才。我还记得，你们这批创办《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朝气蓬勃的新闻人，还曾宣称要将《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
   
   然而，此次《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用极其冰冷的方式解聘王光泽，不仅使得你的豪言壮语化作飞烟，而且沦为笑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是什么原因让你由自由精神的热爱者蜕变成自由精神的扼杀者呢？你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自唾其面呢？是官越来越大了，还是钱越来越多了？只有你自己知道。也许有人会说，你有此举也是身不由己——为了报社的生存，不得不牺牲王光泽一人。但我认为，即便如此，在实施的过程中，你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展示“奉旨办事”的“磨刀霍霍”的冷酷与僵硬，你至少可以显示出某种“良知的弹性”来——事前的沟通和事后的安慰，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也是管理层应有的领导艺术。我相信你肯定知道，同是在文网严密、自由稀薄的处境下，《中国青年报》同仁在对待卢跃刚事件的时候，就做出了让同行肃然起敬的举动：卢跃刚以一封致共青团中央书记赵勇的公开信震动业界内外，高层下令严厉处罚之。《中国青年报》数十名记者、编辑和管理人员奋而上书抗争，终于迫使上峰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收回成命。你也许没有魄力和勇气做到这一步，但你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表现得比中宣部“更狠”、并以此来获得某种“豁免”或“信任”。
   
   聪明的沈灏师兄，我想我无须讲述北大的精神传统。但我想讲一个民国报人史量才的故事：史量才办《申报》和《新闻报》，成为民国时代的报业巨子。因为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蒋介石亲自接见史量才，威胁他说：“史先生，你可要小心了，我手上有二十万精兵。”史量才毫不畏惧地回答说：“蒋委员长，我有一百万读者！”后来，史量才遭到蒋介石的暗杀。但是，史量才在现代中国新闻自由史上的贡献却将被后人永远缅怀。沈灏师兄，不知你读到这则故事会是何种感觉？
   
   作为你北大中文系的师弟，我为自己选择的身份是做一名时代的记录者。我钦佩记载下古拉格群岛中每一个受难者故事的索尔仁尼琴，我也钦佩记录下那些在柏林墙边向民众开枪的士兵名字的东德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绵延不绝的“文祸史”上，有人是懦夫，有人是英雄。毫无疑问，在此次可耻的解聘事件中，我再次感受到你这位北大人肩膀的软弱，并再次为我是北大人而感到羞耻。
   
   如果有第二次机会，我希望，作为学长的你不要让我失望。
   
   余杰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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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19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3/29/2005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