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八十五岁的赵紫阳因病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是千篇一律的简短报道：“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许多报纸都把新华社的这则“通稿”放在最不显眼的边角处。此七十字的消息，就赵紫阳八十五岁的年龄而言，平均一年不足一个字。不过，有熟悉中共政治体制的人士乐观地评估，由于消息中出现了“同志”一词，可以推测中共高层在赵紫阳后事的处理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弹性”。然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仍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政权而言，在近十六年前，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早就已经不是你们的“同志”了。

   正如赵紫阳女儿的说法，这位被幽居近十六年的老人“终于自由了”——赵紫阳在死亡中获得永恒的自由，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天，赵紫阳就作出了他坚定的选择：站在和平一边，而不站在暴力一边；站在民主一边，而不站在专制一边；站在公民一边，而不站在“党”一边；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不站在胜利者一边。按照中共的权力逻辑，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以青年时代便入党、从军的漫长的“革命经历”，赵紫阳当然也深知这个选择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即便自己身为党的总书记，也会被冠以“分裂党”的罪行，成为被“党内同志”所不齿的“叛徒”。

   “以失败者的名义获得光荣”，在近十六年寂寞的晚年里，赵紫阳失去了身体的自由，却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他失去了权力，却赢得了历史。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在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了有限的而迅速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邓小平曾试图劝说赵紫阳在承认“六•四”的“错误”的前提下复出，发挥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优长。但是，邓的这一“好意”被赵断然拒绝。一方面，赵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另一方面，赵也不认同邓的“跛足改革”。赵紫阳再一次选择了自我放逐生涯，令他的助手胡启立屈辱的复出黯然失色。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赵紫阳的继任者们尽可动用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资源为自己涂脂抹粉，制造新时代、新形式的个人崇拜，但这样的个人崇拜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宫殿，潮水一来瞬间便崩塌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在十六年前便结束了，他的名字从所有国内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消失了，即便在互联网上也成为遭受过滤的“关键词”，但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流泪的讲话依然鲜活地保存在千千万万有良心的中国人心中——那一幕与王维林只身抵挡坦克同样光荣。那一幕亦成为我少年时代不能忘怀的画面，成为比任何理论更为震撼的“精神启蒙”。从权力舞台和公众生活中消失之后，这位老人没有接受木乃伊的命运、没有停止对真理的求索。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利这样一些基本的命题，他逐渐有了比当权时更为深切的理解。他建议中共当局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也赞同“天安门母亲”关于公民权利的宣言。可以说，晚年的赵紫阳已经完全挣脱了党文化的束缚，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

   由于若干的“中国特色”，也由于个人在权力与思想上的局限，赵紫阳没能像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一样改变中国。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元老一代大都去见马克思去了，所剩无几的“历史化石”也大都丧失了对政局的影响力；而赵紫阳上台的时候，“八老监国”的态势使他难以放手一搏。戈氏上台之初便提出了“公开化”、“新思维”等一系列成熟的社会政治变革的方案；而赵紫阳及其所依赖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直至“六•四”前夕对究竟如何改革都没有通盘的考虑。在此意义上，赵紫阳的失败不是一个人的失败，乃是中共党内健康力量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失败。至此，由中共自身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匆匆划上了一个休止符，改革的动力由党内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

   如果把赵紫阳的失败放置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看，亦是近代以来中国悲情命运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乐章。二零零五年赵紫阳在失去自由、被隔离、被丑化的处境中告别人世，与一八九八年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一九四二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去世及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突然去世一样，均具有丰富的历史象征意义。历史给了中国人以选择的自由，历史也给了中国人自己的“摩西”，但在这几次“非此即彼”的重大关口上，中国人都选择了那种“最坏的选择”，放逐或者杀害了有希望带领自己“出埃及”的“摩西”。和平改良、民主宪政、议会政治等光明的前景，均与中国的未来擦肩而过，“枪杆子”成为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惟一的“主角”。

   在中共历史上，赵紫阳的悲情命运超过了胡耀邦、彭德怀等“忠臣”与“好人”，惟有陈独秀能够与之相比。从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变成希特勒式和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的最尖锐批判者，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骄傲地宣称：“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晚年陈独秀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勃兴而有“回延安”之想。正是长期浸淫其中，至此反戈一击，才使得他比罗隆基、储安平等“一贯的自由主义者”更深刻地洞察到了中共的本质。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恢复民主制度，“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还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度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度。”这段话简直就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预言——只需要把“斯大林”换成“毛泽东”就可以了。难怪从三十年代开始，中共就对陈独秀这个“叛徒”恨之入骨，直到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作为昔日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然属于“不可纪念”的人物之列。胡适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一文中，对这位老朋友最后的回归表达了由衷的欣喜，并将陈独秀晚年思想概括为一句话：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之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赵紫阳与陈独秀这两位由中共总书记位置上跌入“深渊”的孤独者，都不再是中共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同志”，相反他们乃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伟大的价值观的“同志”——也是我个人值得尊敬的“同志”。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