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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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下午二时半，香港立法会开始新一届议员的宣誓仪式。与以往已经程式化的宣誓仪式不同，此次宣誓仪式出现了变数：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采取一种富于“自己特色”的方式宣誓，如同在一池平静的春水中扔进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涟漪。梁国雄穿著写有“平反六四 还政于民”标语黑的色T恤，左手绑上黑纱（他在会后向记者解释指黑纱代表了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宣誓前他在座位上高举左手，高喊“平反六四、还政于民、释放政治犯”口号。接著他走向议事堂中央，大声宣布：“我会效忠中国人民及香港市民，反对官商勾结，捍卫民主公义，争取人权自由。”

   宣布完毕后，梁国雄按照立法会规定的誓辞宣读誓言，他特别在誓辞段落的某些地方停顿，以求达到改变字句原意的效果：“本人梁国雄谨以致诚，据实声明及确认，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他所要效忠的不是党国而是人民。在宣誓完毕后，梁国雄再次高喊：“Long Live democracy, Long Live the people,Power to the People；人民万岁、民主万岁、权力归人民、反对小圈子选选、普选特首、普选立法会”等口号。之后他返回座位，并没有如其他议员一样签署誓辞。立法会秘书长冯载祥表示，法律没有规定议员必须要签署誓辞，签字只是议员一向的习惯。

   正式成爲立法会议员后，“长毛”的衣著成了他在立会内第一项挑战。对于“长毛”坚持要穿Ｔ恤出席立法会，立法会主席范秦丽泰傍晚在记者会上解释T恤是消闲衣服，议员去年已有共识，要穿著有领衣服出席会议。“长毛”以自已的口味不同，只穿平民所穿来反驭范太。最后范太表示不再和梁继续争辩，并表示若梁要改变惯例，必须在星期五内委会上，得到其他议员支援。

   我看不到香港的电视新闻，只是在互联网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和照片。二零零三年夏天，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大律师何俊人议员曾带我参观立法会。庄严肃穆的立法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想像，在一群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议员们中间，出现一个身著Ｔ恤的“草根议员”，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我看来，英国统治香港留下的重要的政治遗産之一就是立法会──如果没有立法会的存在，香港恐怕早已“全盘大陆化”了。立法会是香港作爲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的最后的堡垒。尽管香港立法会存在著若干缺陷──比如不是所有议员都是由直接选举産生，但它的存在始终是一根卡在企图“北人治港”的中共政权的喉咙上的骨头。

   此次梁国雄的当选，亦充分说明了香港的民心所向──香港社会历来等级森严，精英、中产阶级和普通市民，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梁是在香港无权无势，既非商界巨子，亦非拥有欧美名校学历的大律师。他崛起于民间的政治运动，却能够在选举中赢得民心民意，以高票当选立法会议员，由街头进入议会，由野而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对专制的厌恶与痛恨──谁说香港人是“经济动物”，丝毫不关心政治呢？当政治成爲一种显在的威胁，直接伤害到香港民衆的日常生活的时候，谁还能超然地表示“政治与我无关”呢？显然，梁国雄的当选就是香港人“关心政治”的方式。

   梁国雄的宣誓仪式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是他对“六•四”的魂牵梦绕。不久前，大陆掀起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狂潮，官方谈及邓小平的生平的时候，却对其主导的天安门大屠杀轻轻一笔带过。在北大新落成的“校史馆”中，对一九八九年的学运历史也采取回避的立场，那麽多被屠杀的北大学子却一个也不能进入校史馆。“六•四”惨案之后十五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政权对知识界的收买和招安已经基本完成。最近，一位当年曾积极参与八九民运的著名知识份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十五年后的中国会变得这样好；一九八九年即使我们成功了，也不一定会把中国变得像今天这麽好。”这是许多已经如厉以甯教授那样拥有“别墅和汽车”的知识份子的看法。当然，丁子霖女士和广大“六•四”难属的苦难是不会被他们放在心头的。在美国，数十万获得“六四血卡”的留学生及其家属，也渐渐开始将天安门的鲜血抛在脑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国雄的“六四情结”尤其可贵──他自己并没有亲属和朋友在天安门屠杀之中遇难，他对“六•四”的刻骨之痛，不是因爲政治，乃是因爲良知。哪怕香港只有一个梁国雄，我也要对香港致以十分的敬意──更何况在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动中，香港的纪念活动的声势是最爲浩大的。

   “六•四”事件绝不仅仅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那些天的屠杀事件。“六•四”屠杀是中共专制暴政的顶峰之作，它亦开啓了此后十五年来中共政权理直气壮地爲非作歹的序幕。此后，该政权对“六•四”难属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疯狂迫害，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折磨和杀戮，对工农大衆的压榨和掠夺，以一种更明目张胆的方式展开。因爲已经有“六•四”事件摆在前面，爲恶者们继续作恶的时候便完全是“得心应手”的──我们既然可以在首都当作全世界的面向学生和市民开枪，还有什麽事情是我们做不出来呢？你们完全可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想像我们的邪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生活在“后六•四时代”的巨大耻辱之中。

   消除邪恶的惟一办法就是站出来公开拒绝邪恶。不久以前，就在同一个立法会里，某香港的女强人在谈及“六•四”的时候，貌似公允地表示，事情也要分两面看，也有那麽多的解放军被杀害了。我不知道这名妇人怎麽吐得出如此毒如蛇蝎的语言来。她妄自爲人母，要是她的子女丧生在解放军的坦克和机枪之下，她还会如此忠心耿耿地爲一个依靠暴力来维持政权辩护吗？军队不能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是一个多麽简单的真理啊，可就是有那麽多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名流们不接受这样的真理，他们居然爲屠杀寻找各种各样“合法”又“合理”的理由！

   在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上花团锦簇，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又换了新的。血迹早已洗去，哭声早已嘶哑。对昔日的屠杀一无所知的大学生们，又聚集到这里虔诚地观看升旗仪式。与此同时，长发飘飘的梁国雄却在立法会大厅里爲“六•四”呼喊，这呼喊是对死难者们的纪念，是对难属们的安慰，是对凶手们的谴责，也是对蒋彦永医生呼吁的回应。不在恐惧中灭亡，就之恐惧中爆发。让我们战胜内心的恐惧，与勇敢的梁国雄一起来呼喊吧。

   ──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

   ——转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