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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晚七点，惠泉女学园大学教授、战后遗留问题专家内海爱子女士来到宾馆，在大堂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谈及天皇的战争罪责时，她认为美军出于其世界战略，需要利用天皇，故为其开拓；同时日本政府的权力结构，也使得一般人不容易看出天皇的责任。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她既不同意右翼学者声称的“大东亚战争”，也认为英美方面使用的“太平洋战争”有其局限性。因为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在中国，所以应当称之为“亚太战争”。这种说法尚未形成定论。
内海爱子还谈到战后审判不彻底的问题，远东国际法庭以及其他各国的审判只涉及到很小一部分人。她拿出自己的一本著作来，其中有一张表格显示，中华民国立案六百零五件，审判八百八十三人，其中仅有一百四十九人被判处死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进行审判，但没有一个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虽然中方如此宽宏大量，但大部分战犯并未深切反省，对审判还怀有恨意。
在此表格中，我还注意到一个数据：台湾人当中被作为战犯处死的有一百三十七人。
内海爱子特别批评了日本学者武藤章的观点。武藤章认为，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事变”而不是“战争”，日本没有对中华民国宣战，因此国际公约关于战争的条款并不适用。进一步来说，日军抓到日本了的中国劳工，并不是“俘虏”，而是普通的“劳务者”。这种掩耳盗铃的认识，阻碍了劳工赔偿诉讼的进展。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中国劳工的俘虏身份，因为一旦承认了俘虏的身份，就等于承认了战争，就得根据有关俘虏的国际公约来处理遗留问题。内海爱子不留情面地批评说，日本政府一味玩弄文字游戏，在国际社会上根本得不到尊重。
晚上，我又与秦导一起去王选的房间与之聊天。王选直率地指出，索赔问题久拖不决，中日两国政府都有责任。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有关部门不仅不支持民间索赔，反倒视之为破坏中日友好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民间活动人士施加种种压力，甚至刁难日本帮助中国受害者索赔的人士，有的日本友人甚至拿不到赴中国调查的签证。
王选越说越激动，她有演说家的才华。谈及《中日联合声明》里面中方放弃战争赔偿的条文时，她指出：“联合声明中要求日方‘反省’。所谓‘反省’，仅以细菌战而言，就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正视历史；其二，公开档案；其三，进行调查。但是，如今日方这三点都没有实施，日方已经单方面违约了！”另一方面，她分析说，政府放弃赔偿不等于所有的公民个人都放弃赔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王选亦谈到她的家乡——浙江省对这些诉讼的淡漠：地方政府视而不见，新闻媒体毫不关心，公司企业不愿支持。王选对家乡深感失望。浙江是中国经济富裕、民众知识水平较高的身份，浙江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王选说：“《圣经》中早说过，先知在其故乡都是不受尊重的，这也许是你的命运。”
民众的蒙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均有官僚主义。官僚们玩弄权术，所在意的是如何稳定地掌握权力，全然不会在意受害者们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诉讼反倒成了“不稳定因素”。索赔之难，不在于少数日本右翼暴力团的威胁，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权力机关的颟顸和冷漠。王选叹息说：“我们多么希望中日两国政府都能够多尊重一些生命、多关心一些人权啊。那可就是老百姓的福气了。”
索赔之难，固然说明日本的司法体系有严重问题，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受国际尊重的、民主化的强国。对日索赔之难，难在日本，也难在中国。中国自己的法庭为什么不能受理这些案件呢？中国的法庭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人民主持正义呢？同时，我也认为国际司法体制没有完备，海牙国际法庭仅仅受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诉讼，而不接受个人的诉讼，其作用相当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索赔之路尤其显得艰辛而漫长。
索赔固然很难，但我们不能知难而退，而应知难而进。我想起周作人在《排日》一文中说过：“要讲亲善，须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我不想奈何你，你也奈何不得我，好像两个力士会面，各伸出醋坛大的拳头来，摊开手掌紧紧地握一下，互说一声‘你好，哈哈，’这才是可能的亲善。”此种观点放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国内地网络上有很多“粪青”天天辱骂日本，宣称要“炸平东京”，不过是过过嘴巴瘾而已。如果中国真正成了一个民主而富强的国家，无须采取武力，自然会获得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重。
深夜，在宾馆里思考日本的人与事。日本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摇晃，如同一个不认识自己父母的孩子。这个孩子将自卑与自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大江健三郎说过：“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确实，没有一个词语能够像“暧昧”这样准确地表达出我对日本的感受。日本人爱好清洁，却不愿面对自己历史中的污秽；日本人重视名誉，却用遮掩事实的办法来维持自尊。
暧昧不是一种良好的、正常的状态。大江健三郎说：“我希望通过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的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的方向而作的祈祷。”我愿意与他一起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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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07年11月1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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