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集：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一、裂缝之中诞生的恶魔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人政权期间阿根廷有三万多人被杀害。一九七三年三月，阿军人政变推翻裴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十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五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时，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导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人骨髓的感觉。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萦绕在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五十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毓绕在《荒原狼》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二十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是如何混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教授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回忆了二十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已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悖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一九四五年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层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主更民主的制度。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司令官原来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著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量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事。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记录片、欧洲修剪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个人装束等等，看到了人们心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年以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三、记忆与忘却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怖异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吆喝声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氛围中放映完毕的。在放映《活著》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的村庄、用来作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的农民……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
   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十七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吗？我说：“我可以！”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时的《血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
   能以理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三十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的局势，钱瑞升、蒋廷黻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五十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摩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死……在历史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们该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在”这一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由的生活，都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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