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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4)
九月二十六日
“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日本的夜车全都是卧铺，其卫生条件优于中国的软卧。火车的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大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箱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
记得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厕所文化”》。他指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陈平原教授称赞说，东京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厕所。其实，全日本的厕所都是如此，我在日本还没有发现一个厕所中有异味。日本人爱清洁的习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我曾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脏？》的文章，虽然有些“爱国贼”对此不以为然，我却深有同感。在美国和日本，最肮脏的地方必然是唐人街，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年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自有其道理。直到今天，“新生活”之重要原则“清洁”，仍然没有在中国得以普及。
金泽车站不大，各通道边都专门为残疾人设置了便利轮椅行动的缓坡。在车站的大门口，五位日本朋友前来迎接我们。他们分别是：金泽市市议员森一敏、石川县七尾港“中国劳工问题调查会事务局”担当松井洁、“日本劳动组合总连合会石川县连合会”副事务局长富濑永、北陆大学法学部教授田村光彰、“大东亚圣战大碑拆碑会事务局”局长山口隆。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背景，却有着共同的古道热肠。一接到我们，他们便不由分说地从我们手中抢过行李，热情地说：“您们旅途辛苦了，让我们来拿吧。”
金泽市是石川县的行政中心，亦是日本著名的古城，素有“小京都”之称。一四四九年至一四七一年，由佛教信徒“一向宗”在此建造寺院，逐渐形成城市。一五八三年，战国时代的诸侯前田利家建立了金泽城。江户时代，金泽是百万石俸禄大名加贺藩的都城，俸禄百万石是大名中的最高品级，也就是说除了幕府外财力最充裕的就是加贺藩了。由于加贺藩并非德川本家，常遭幕府疑忌。为了避嫌，加贺藩的历代藩主都把财力用于文化、美术和工艺方面。江户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曾评价说“加贺为天下之书府”，而金泽的陶瓷、漆器、金箔、染织、造纸等工艺和绘画、音乐等艺术也都盛极一时。
金泽也有“森林之都”之美誉，在绿树环抱中，空气极为清新。我们路过金泽最为著名的景观“兼六园”，它与水户的偕乐园、冈山的后乐园合称日本三大名园。“兼六园”是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所造，得名于中国宋代诗人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李格非认为，兼备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六者，方可称名园。为藩主造园的设计师认为，此园六者兼具，故命名“兼六园”。匆匆一瞥，亦可见日本园林之精巧细腻，不亚于苏州园林。
日本的每个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金泽，雅致的老房子与突飞猛进的近现代建筑融合在一起，这里既有集中了七十多座寺庙的“寺町”，也有时尚动感、专门出售现代服饰的“香林坊”，数分钟之内便可以从古代走近现代。日本许多像金泽这样的中小城市最有魅力，它们或临山或靠海，人口适中而环境优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建设热潮中，中国绝大部分的中小城市都遭到了破坏性开发，开发之后都变得千篇一律——“瓷砖加卷帘门”。于是，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公共厕所。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人们感觉不到它的丑陋呢？与日本人对美的细腻敏锐的感觉相比，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却丧失了基本的审美能力，由此必然带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枯竭。
由于时间还早，餐厅都还没有开张。我们便来到一家酒店吃自助早餐，是千篇一律的西餐。饭后我们围坐在一起，互相介绍和交流。然后，这几位日本朋友陪同我们去拍摄“大东亚圣战大碑”。在国内我就听说过此碑，它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改写历史的重要举措之一。
此碑地处金泽市中心的风水宝地，一边是市立公园，一边是护国神社。十二米高的碑身高耸于树木之上，有一番凌厉的杀气。“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汉字遒劲有力，一个字便有一个人的身体那么大。背面则刻着“八纮为宇”四个大字，尺寸同样骇人。在处处讲求“缩小”的日本，此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乃是故意以“放大”来彰显其“重写历史”的决心。
建碑者中田清康曾是关东军随军后勤人员。在此碑上有数十个为建碑捐款的个人和社团的名称。捐助的个人中不乏“名人”，如昔日之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后裔板垣正等人。而捐助的社团更是五花八门，有各种战友会、遗族会、研究会等，甚至还有韩国和台湾的社团。森一敏议员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详细调查，上面列名的许多社团根本没有捐款，却被冒名写在上面。比如其中好几个台湾和韩国的社团，就是建碑者故意写在上面的。这些地方深受日军侵略之苦，根本不可能向皇军表示“感谢”。这些社团曾经明确表示过抗议，但建碑者置之不理，日本官方则回答说这是宗教事务，政府不便干涉。
如此散发着军国主义阴森之气的大碑何以在城市中心建立？森一敏议员和工会干部富濑永告诉我们，原来这里的土地属于市政府所有，官方不敢轻易利用公家的土地建碑。两千年日本通过《城市公园法》，依照此法案，市政府遂将建碑的土地归还护国神社。这样，护国神社便同意在此地建碑，只是向市政府简单报告一下而已。这正是地方政府的狡猾之处：这样做，建碑似乎就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宗教自由”的体现。森一敏特别指出，市政府同意建碑，显然有高层向其施加压力，如出生在新泽的政客、曾经担任首相的森喜郎等人。
“大东亚圣战大碑”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墓碑群，在其周围聚集了若干海陆空三军的大小墓碑。在繁花与绿树之中，这些为屠夫唱赞歌的纪念碑分外显眼。森一敏认为，此碑是金泽市的耻辱。两千年五月，此碑刚刚建成之后不久，他们就成立了“拆碑会”，目前会员有两百人。而建碑者也针锋相对地建立了“护碑会”，每年八月四日在此集会，在会上攻击“拆碑会”成员都是“国贼”和“害群”。但森一敏认为：“我们才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和荣誉。虽然市民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拆碑难度很大。但我们正是要通过这项工作，让市民了解历史真相，形成正确的历史观，这样日本才能得到东亚各国的认可。”
旁边的护国神社，建筑规模巨大而精美，可见其财力雄厚。中国人只是知道有东京有一个靖国神社，却不知道日本各地还有靖国神社的“分舵”——即护国神社。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都是属于神道教的资产，它们由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其力量在政府、议会、司法及传媒之外自成“第五权力”。虽然二战之后日本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道教不再由国家进行管理，但其与国家政权之间仍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金泽之护国神社就是如此，在其地盘上修建“大东亚圣战大碑”显然不是无意为之。其争夺国民教育和宣传的权力的野心昭然若揭。
神社外有一“父与子”之雕塑，身穿军装的父亲似乎在谆谆教导儿子如何勇敢地“保家卫国”。在日本人的家庭之爱上，始终笼罩着军国主义的阴影。
从中央广场走进护国神社。大厅无人看守。与世界其他宗教不同，神社内并没有神仙塑像，厅堂中除了几个匾额、桌椅之外，几乎是空空如也。神社中祭祀的死者名册，只有在重要活动中才被“请”出来。神道教尊崇所有的死者，尤其是那些为天皇和国家献身的军人。
护国神社旁边还有附属的商店，内有着雪白的古装的女子，出售各种祭祀物品和旅游纪念品。有的类似于中国寺庙中出售的香包、护身符等，也有不少是有关侵略战争的物品，如日军战舰和飞机的模型、日军士兵的画片等等。潜意识中，一般日本民众仍然以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为荣。
此处的拍摄完成之后，我们继续驱车前去郊外的野田町，在山上有朝鲜抗日烈士尹奉吉之纪念碑。尹奉吉是我十分崇敬的一位抗日英雄，他在上海发动暗杀行动，炸死日本白川大将、炸残重光葵外相等日本军政高官。作为一名朝鲜流亡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之义举，让日本人为之胆寒，让中国人为之汗颜。被捕之后，尹奉吉被押送到金泽。经过多日酷刑拷打，军事法庭判处其死刑，就在此地执行枪决。
“尹奉吉殉国纪念碑”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为“在日本大韩民国居留民团”所立。此碑面向韩国方向，旁边还有尹奉吉之绝笔“丈夫有家不还”。而在此碑附近百米处的山凹中，还有一处“尹奉吉义士暗葬之处”，这里才是其真正的尸骨埋葬之处。
据介绍，在尹义士被杀害子后，日军故意将其尸骨埋葬在走道上，让来往的众人践踏，以泄高级将领和官员被炸死之愤。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两百多名韩国人来此调查，他们发誓要找出烈士的遗骸。几经周折，当年的某宪兵终于开口讲话，道出真相。在韩国驻扎日使馆的努力下，终于在此发掘到了烈士之遗骸。
韩国人如此善待自己的英雄，让我深受感动。这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偌大的中国，有谁记得自己历史上的英雄呢？为唤醒国人而在日本投海而死的陈天华，至今没有一块碑石。没有一个旅日的华人社团关心这样的事务。生意，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另一方面，此两处纪念碑能在日本的国土上得以树立，亦说明日本已建立起了一定的民主制度，相当部分的日本民众亦认可尹奉吉当年的义举。尹奉吉的牺牲，不仅是为了唤醒被奴役的同胞，也是对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宣传的反抗。他是在救朝鲜，也是在救日本。
此地之情势，最能反映日本人对战争的复杂心态。与尹墓完全对立，在此山上还有一处极其庞大的墓地，乃是历次侵略战争中金泽从军战死者之墓地。加害者和反抗者的纪念碑可以放在一起，也只有在日本有如此奇异的情形。日军墓园中的指示牌介绍说，金泽的军队先后参加了征清役（甲午战争）、日露（俄）战争、满洲事变、上海事件以及二战，罪行累累而死伤亦惨重。各个历史阶段的“慰灵之碑”，在松柏之间高高矗立。
在墓地当中，遇到一垂老之清洁工人，他看上去有将近八十的高龄，依然在仔细打扫墓地。老人告诉我，早年他曾在满洲经商，但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他认为，虽然日本不该侵占别国的土地，但纪念战死的士兵是应该的。他还表示，自己在中国并没有干过坏事，只是老老实实的商人而已。其实，日本人战时到中国经商，性质即是掠夺。因为被占领区的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与之公平竞争。这位老人在此工作多年，待遇比较优厚，他亦认为在日本各地建立这样的纪念设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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