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方舟子导演的伪道德 印象之中，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是以学术打假著名的。直到该网站于2005年10月8日以“严晋”的署名，发表《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我才意识到这种学术打假的危险性和毁灭性。 严晋的文章一上来就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他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 那么，严晋所谓的“铁一样的事实”，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其一是于建嵘究竟是副研究员还是研究员。这一问题与学术无关，本该忽略，既然严晋提了出来，我可以代为答复：于建嵘在湖南师大评上教授之后，到中国科学院没有再参与职称转评。社科院作为折衷，一方面在工作证上标明于建嵘是研究员，一方面又不愿意把相当稀缺的研究员名额白送给于建嵘。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学术制度的腐败，而不是于建嵘本人不具备研究员的学术成就。 其二是于建嵘的《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的真实性问题：“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看到此文后，慕名前往H县调查‘群英谱’中这些‘农民英雄’，惊讶地发现，本地的绝大多数农民并不认同他们。” 这一问题很快便被记者陈愚所证伪：这位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发表在某内参上中的相关资料，纯属是对于维权农民的抹黑丑化。 其三是于建嵘的土地问题研究：“笔者曾想他可能领导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所以靠群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惊讶地了解到，这项工作基本是他一人完成的。怎么可能完成呢？奥秘只有一个，就是编造。” 我不知道严晋究竟是如何“偶然”的，我自己于2004年12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过与土地问题研究直接相关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之二：中国农民权益保障”，并且亲眼见到过该课题组的几位成员。参加本次论坛的100多人都没有能够“偶然”，偏偏严晋十分神奇地“偶然”到了所谓的“奥秘”，这样的“偶然”和“奥秘”与学术无关，只能说是“学术界”之外的“罕见的骗局”。 其四是于建嵘在主张取消信访制度问题上的“编造和炒作”：周炯然在《隔靴搔痒的奏章--与于建嵘商榷信访制度调查报告中提法的商榷》一文中，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提出了怀疑，认为“于建嵘列举的资料和他分析的症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而在实际上，周炯然的文章，原本是拿我的《〈信访条例〉可以休矣》一文来指责于建嵘的。我在《信访盲争与信访公示》一文中对此已经做出过说明：“周先生用我的话来压倒于建嵘先生，我是不同意的。……”严晋无视这一基本事实，仅仅凭着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就要全盘否定于建嵘建立在大量田野考查基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言行本身，才真正是十分可耻的“罕见的骗局”。 其五是所谓“于建嵘很有颜面的一件事情，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演讲”。为了揭穿于建嵘的所谓“颜面”，严晋用小说化的笔法描绘说：“北京一位了解于建嵘的朋友说，于连最基本的英语会话也不懂，是会把‘How are you？’理解成‘怎么是你’、把‘How old are you?’理解成‘怎么老是你’的水平。所以他要把那些东西讲完估计至少也得三到四个小时，显而易见，他又说了假话。” 连别人有没有“颜面”，都要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诛心，并且还要借着编造“莫须有”的故事情节来证明别人“说了假话”，这其实正是周作人介绍过的“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刀笔根性，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学术建设和法制建设格格不入。 作为网站管理者，方舟子把这样的文章认定为“学术道德”，并且以此在《答于建嵘〈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中，下达了他的“学术道德”判决书：“看到于建嵘对别人的进一步质疑不予答复，却恼羞成怒，如街头小流氓一般对我破口大骂，连‘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这种脏话都骂得出口，不由让人对其学术道德和人品都产生极大的怀疑。我们都把于建嵘当学者对待，哪知道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学者，也不打算遵守学术道德。” “杂种”云云，其实是别人借用于建嵘的名义所运用的以所谓的“更加流氓”来对付所谓的“流氓”的超限战法，乍一看确实粗暴了一些。然而，面对李鬼打李逵的“学术道德”既振振有词又大行其道，原本不“流氓”的人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