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格来讲，我很喜欢打假。而且，也打过几次假。为此，还得到过几千元钱。不过，我之恨假打假，有个基本原则，即：必须掌握充足的证据，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不仅在实质上合法，还要在程序上合法；要通过打假来促进社会文明，而不是给社会增加语言粪便。

   这程序合法，非常重要。我国传统，只重实质合法，不重程序合法。缘此，冤假错案，史不绝书。近些年来，国家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程序合法，已经受到相当重视，令人欣喜。不过，重实质，轻程序，传统已成，惰性难去，在在反映于司法实践中，故出现佘祥林类怨案，令世人侧目，群情激忿。

   所谓程序合法，反映在观念上，即必须树立“无罪推定”原则。对一个造假者、作恶者，你只能假定他无罪，而不能预设其有罪。此种原则，有其弊端，即面对狡猾聪明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拿他没有办法，因而使罪犯逃脱制裁。但是，较之“有罪推定”，它的优势又是明显的。为了取得最大公约数的公正，我们只能采取“无罪推定原则”，这也是当代文明国家普遍采用的法制基本原则。

   法律、法制，有它的局限。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法制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设想不出比法制更好的方法。因此，我们只能说，法制，是人们所能设计出来的最不坏的方法。舍此之外，别无良方。

   法制的局限之一，就是效率往往不高。比之人治或专制，法制堪称效率底下。人治社会，老人家大手一挥，反革命分子无所遁形。哪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案子，往往拖上几年、几十年，活活把人拖死。但是，你还得采取法制，而不能采用人治。为何？人治的高效率是以牺牲程序为代价的。程序一乱套，高效率就是火山口上的高效率。甚至于，一个好人，也很容易被说成坏人。而且，不等你分辨，脑袋早就搬了家。

   法制的局限之二，是往往放过坏人。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此话不对。既然“疏”，就必然“漏”。哪像专制社会，始皇帝一生气，一不高兴，十家连坐，任你什么罪犯、讼棍，上哪逃？过去，捷尔任斯基有句名言：“专政的扫帚挥起来的时候，难免要把无辜的叶子一起扫除。”老人家也说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照例自行跑掉。这就是人治社会的高效率处。但是，人类社会的潮流，依然是去人治，趋法制。为何？就因为杀一个坏人是以大量无辜的人头落地为代价的。为了尊重每一个生命，为了尽量减少冤假错案，人民宁愿少制裁一个坏人，也不愿冤枉一个好人。

   明白了上述道理，回头再看方舟子的所谓“打假”，许多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就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则而言，任何人都不应该制假贩假，任何人都有打假揭假的权利和义务。因此，理论上，如何对待“假”，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全世界不存在任何争议。可是，一涉及实际，问题就复杂了。许多人出于私利，丧失起码的社会道德和廉耻，大肆造假。对此，如果不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我以为，可怕的还不在于造假与造假者，而在于社会对待造假行为的实际态度。出于各种原因，许多人对造假行为很麻木，听之任之。就算遇到造假事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意出面揭发。这种态度，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有害的。更可怕的是，许多负有管理责任的机构，居然不尽起码的管理责任。就算接到了揭发的“案件”，也消极处理，甚至漠然置之。为什么一些造假者趾高气扬？为什么造假行为愈演愈烈？为什么老实巴交做学问的人吃亏，而有不良学术行为的人却又是当教授，又是做博导，又是掌握科研经费？这，与许多人的麻木和漠视相关，特别是管理的缺位有关。

   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担负起了学术打假的社会责任。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历史将铭记他们的贡献。所有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老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像伍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一大批。过去，杨玉圣编过一本书，叫做《书的学术批评》，就是这批知识分子的缩影。关于他们的事迹，我这里不复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该书。

   总之，“打假”是社会的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有些知识分子在一般原则上对打假行为说三道四，进行挖苦讽刺，这不仅是不对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应该爱护打假者，支持打假者。对打假行为中出现的不当、不妥之处，应该本着爱护它、支持它的态度，善意地予以提醒和指出，而不应该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

   但是，方舟子是一个例外。

   为什么方舟子是个例外呢？这个事情，许多人想不明白。有些人，从纯朴善良的本性出发，一听说你对方舟子有意见，立刻就想到两点：一、你反对打假；二、你让方舟子打过。这样直观地考虑问题，自然有其直观的道理。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样考虑问题，未免太简单化了。还有一些人，一听说你对方舟子不以为然，就会很直观地想到，方舟子打假也不全错呀，他不是也打对了不少吗？难道他反对“伪科学”，还不对了吗？对此，我们必须得说，我们不反对方舟子打假。甚至于，我们对他打假行为中许多不妥不当的事情，还给予爱护和谅解。就原则而言，我们支持他打假，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与方舟子的分歧，不在这里。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方舟子以打假为名，肆意践踏法制，肆意践踏世界公认的社会文明准则，恶毒攻击中国。打假只是他的手段和护身符，抹黑中国、追求私利才是他的目的。他的所谓“打假”，不但没有净化学术空气，而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文明，严重抹黑了中国，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和广大网友的分裂。事实证明，此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闯入者”和“麻烦制造者”，已经成为人身攻击、名誉侵权、胡骂滥打的代名词。如果听任这样的人任意胡为，社会将不得安宁，人心将相互撕咬，和谐社会的理想只能成为泡影。

   关于方舟子打假的实质，几年前，鲁声先生在《剥开恶棍方X子的画皮》一文中作过很有说服力的阐述。这里，还需要补充几点。

   方舟子打假，往往与侵害名誉权、进行人身攻击纠缠在一起；往往“打假”与“违法”齐头并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位一体。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写揭发、批评文章，即使基本内容属实，也不得掺杂具有人身攻击的内容。如果掺杂了人身攻击的内容，即使基本内容属实，也属于名誉侵权（见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依照这个标准，方舟子的打假，鲜有不名誉侵权的。而一旦侵害人的名誉权，我国民法规定，侵权人必须停止侵害、恢复被侵权人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但是，被侵权人又没有办法起诉他。因为这个人生活在美国，网站设立在海外。因此，被侵权人尽管遭受了侮辱，却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个人，就是利用这一点，肆意践踏法制。

   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多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他们看到方舟子开口“骗子”，闭口“白痴”，总觉得这个人打假虽好，道德有亏。其实，这已经超越道德层面，而是属于违法。我们不禁要问，你到底是借打假来进行违法活动，还是采用违法的方式来打假？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做什么，进行人身攻击、肆意践踏人权，都是不能允许的。

   方舟子打假，往往不讲程序，而是乱来。现代社会，一旦牵涉到人，理应慎之又一慎。狂傲如李敖，亦号称“以证据骂人”。所谓“以证据”，无非就是在程序上调查研究。方舟子则不然。一旦接到什么举报，不做调查，不做核实，一任自己的取舍，几分钟之间，贴子便粘出来了。一贴出来，不论真假，一个人的名誉立即受损。他所做的，并不仅仅是“揭露”，而且是“打击”。这样，他就把自己装扮成了集警察、检察官、法官于一身的人物。他可以私设公堂，肆意地对他认为假的人与事进行打击。对他来说，根本就不要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进行仲裁，根本就不需要向我国的相关部门来反映和举报，只要他方舟子一人判决就够了。他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还做“规则”的制订者，运动的组织者，最高层的指挥者。因此，如果他制造了冤假错案，那是永远不会有平反的任何可能性的。

   有罪推定，是他的基本原则。不讲程序，是他的基本规则。肆意谩骂，是他的基本方法。不许辩白，是他的基本态度。践踏法制，是他的基本特征。不讲道德，是他的基本思路。制造混乱，是他的基本效果。追求金钱，是他的基本目的。这样的人，就算他的打假活动包含了正确的内容，一个文明、法制、有序的社会，又岂能容忍？

   方舟子的上述特征，不仅反映在所谓“打假”活动中，尤其反映在他的“非打假”的活动中。他在“非打假”领域的所作所为，更能反映他所谓“打假”的实质。

   他往往采用写杂文、写随感的方式来随意地对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领域说三道四。他所采用的这种文体本身，用于学术领域，本身就是不严肃的。而且，由于他以打假做护身符，所以，对于他所不同意的学术观点、学术论著，他从不采取商榷、研讨的态度，而是先把对方打为“假”。对方一旦戴上“假”的帽子，他就占领了高地，取得了主动权，成为了审判者。这种方法，与四人帮时期给人戴上“反对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的手法如出一辙。任何人，一旦戴上这个帽子，立即百口莫辩。而且，就算你辩白，他也不许你辩；就算你辩白清楚了，是非也早已混乱，名誉也早已败坏，也没有人来给你恢复名誉，没有人在意你的名誉恢复不恢复，他方舟子是既不会给你道歉，也不会有任何歉疚。在被害人，是心灵的伤痛；在方舟子，是点击率的上升。所以，无论任何人，一旦被方舟子盯上，就意味着祸从天降。这与民间所谓“一张邮票八分钱，有事没事让你难受半年”的效果是一样的。

   在攻击谩骂他人的时候，方舟子往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什么历史主义，什么一切以时间、地点、情景为转移，什么“同情的理解”，什么联系的、全面的、辩证的观察问题，在方舟子那里统统不存在。他对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谩骂和攻击，就集中反映了这个特点。他可以用局部来否定全体，以支流来否定主流，把不错说成罪恶，把一点点错误说成十恶不赦，把一个人一时的错误说成终身不能原谅的犯罪，把某个成员的错误说成是整个集体的堕落。所以，毫不奇怪，他可以因为对某个教授有意见而否定整个大学，否定整个大学的教授群体；他可以因为对某个研究生有意见，而否定那个研究生所在的整个研究所；他可以因为对某个记者有意见，而否定整个媒体；他可以因为对某篇文章有意见，而否定整个报刊。辩证的思维在他那里是不存在的。他所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因此，在他那里，正如经典作家所指斥的：要么是，要么不是，除此之外，全是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