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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精神，并非一个模糊的概念。例如，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国，就严重扭曲了中国民族精神，使中国人变得逆来顺受、卑躬屈膝。而鲜卑、蒙古、辽、金、满清等阿尔泰民族先是征服而后同化于中国，则再度改变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使之更加习于接受残暴的军事统治，并为自己的屈从找到合理化的解释。我小时候就听见长辈说：“日本就是灭亡了中国，最多也不过就是三百年殖民地，然后自己融化于中国，就像蒙古与满洲一样。”于是有日本和苏联轮番进出中国，为各国列强近代入侵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开启了最为极端的道路。
   

   然而在我们看来，此中国非彼中国也。现代中国人与古代中国人相去何止万里，其行止更是南辕北辙。所以研究民族的命运和精神，成为当务之急。而研究民族精神现象，至少不能忽略这样两个基本领域：
   
   一，民族文化形态，包括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文化遗产与流行文化等；
   
   二，种族的历史所形成的国民性以及这种国民性在特定时代的表现（《周易》称为“时义”）。
   
   上述二者既彼此关联又相互制约：在渗入民族精神各个层面的同时，又刺激民族历史的发展──并交成复杂的流变。说民族精神里面包含了某种“稳定的结构”，某种“深层的积淀”，不过是后学之士对流变的截取、回顾与分析，是立足于当下的追溯，而不是“客观的存在”和“科学的发现”。民族精神的原始出发点，往往不是局部的经验、技术的知识，而是集体的体验、模糊的信念。神话作为原始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集体的体验、模糊的信念，是艺术、宗教、本体思辨、科学幻想等精神活动的交汇，而其中披露的民族精神，更深入影响了日后的民族命运。
   
   作为古文明的遗存，古代神话与现代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还是双向的、互构的。首先，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早期表现，神话的诞生存在与发展，影响民族精神的流向过程；其次，神话的阐释又是民族精神的现行表现，预示了时代精神的流向过程。例如在最为时髦的意识形态里面，也有神话的延伸。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即是从世界几大古典文明遗留的神话表象入手，力求透视神话所体现的不同民族的精神倾向，并分析了这些精神类型的起源及影响。希腊─希伯莱─中国等三个文化圈，是本书论述的重点。这是因为，所谓“现代文明”的重要渊源是西欧文化，而西欧文化又是在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希伯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所谓“两希主义”），如此形成的现代文明又通过殖民扩张主宰了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探讨它们，有助于仰其鼻息的当代中国人从文化的根源上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努力从神话特徵─文化精神─民族命运的交叉比较中，为当代中国的出路问题，提供一己的思考。
   
   作为文化圈，希腊─希伯莱─中国的形态与份量并不同等，例如希腊属于城邦体系，需要借助外力统一；希伯莱更为狭小，不得不一再亡国；中国则形成了一个广袤的王国和帝国，比马其顿王国和拜占庭帝国还要庞大。但是在文化圈意义上，在区分文明的类型上，把它们分开来考察还是可以成立的，又其考虑到种族因素，即印度─波斯与希腊同属雅利安人，而巴比伦─亚述和后来的阿拉伯人与希伯莱人同属闪米特人。而中国作为东亚和美洲文明的代表，即跨太平洋的“中国─玛雅连续体”这一文明类型的突出者，则显然与“两希”的类型不同。作为思考的结论，本书可能并不成熟，但希望它所展示的思考过程，能展示中国思想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挣扎。
   
   思考民族精神及民族命运，笔者迄今为止已持续了十余年。早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热潮中，中国文化被大肆蹂躏和全面歪曲，就连法家也被“捧杀”得面目全非，结果促使业已麻木的中国意识，由於震惊而再度活跃起来。头脑还没有麻木的人们都会自问：中国得了什么病？于是，一个新的命题就在不经意之间，闪现在我的面前：追溯文明的起源，从而探索其盛衰兴亡的命运。到一九七八年，我已经写下三十多万字的书稿。随着中国社会的解冻，到一九七八年，带着这些思考，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着手从一个比较专业化的角度──古代神话，来透视中国的民族精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从而再度确认了这种思考的必要性。
   
   当时我曾设想，从此角度入手撰写毕业论文，可惜时机尚未成熟，我的导师余冠英先生告诉我，“我不懂神话”，他只能指导诗经研究而无法指导神话研究，而当时能够指导神话研究的，全国只有袁珂先生一人，而袁先生远在四川盆地。余先生并非推诿，他告诉我神话研究很难捉摸，并举出一个例子说，他曾经问过闻一多先生何以对神话研究如此着迷，闻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为了吃饭。”可见闻先生并不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就这样，我的神话研究之梦被否决了。最后，我的可怜的硕士论文只能做成一篇平平淡淡的“韩非子文章的写作特点”，那也不是余先生的专长领域，所以我必须接受北大本科毕业的谭家健先生的辅导。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以后几年，我用业余时间继续这方面的思考，并断断续续做成了这本《神话与民族精神》。那时我觉得，当人有幸仰望星空或在苍穹上俯瞰大地时，会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局限；如果自己能生在另一个时代，也许可能成为一个学者。按照《神灭论》的作者范缜（450─515年）的逻辑，我们既然偶然落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而没有能落在文明的宴席上，怪也只能怪命运的无常。这样的命运也迫使我们自己掌握反思的能力、拒绝人云亦云的自我麻痹。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也许是句有点消极的老生常谈，但它却启发我们去面对无穷的知识及其流动的界域。
   
   中国思想正从它的历史谷底再度升起，当前流行的文化热，不过相当于一个运动家开始冲刺之前的暖身运动。中国的文化复兴，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它最终来到我们的身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是在此趋势下，本书才得以出版。中国意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再度活跃，构成了一个文化大背景，这使处身其中的本书，既富时代色彩，又含特定的局限。这还望广大学人和读者，给予严格意义的批评。同时我很想借此机会，对促成本书出版的人士致以深切的谢意。
   
   1985年12月25日北京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