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文集：谈“国父”

中国人的专制传统深，辛亥革命後，没有了皇帝皇后，就立“国父”。民国早年曾立杨衢云为国父。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负责人，曾经担任兴中会早期会长，孙中山任秘书，后来人对当时确定会长秘书的争论过程说法不一，我这里只是讲一个事实。他的学识和能力，可能会比孙中山先生强一点，但很早就病逝了。如果他不早死，也许不会象後来能力学识浅薄，个性浮躁的孙中山先生那样搞得糟。但他去世早，对民国贡献小，至少没有突出贡献，并且也没有三民主义之类的传世思想，因此，立为国父，纯粹是象征，没有多少强化专制的实质意义。到後来，蒋介石时期，国民党立孙中山为国父，有意隐瞒和编造兴中会历史，杨衢云也就逐渐被人淡忘。孙中山逐渐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树起来的神。与三民主义一起，成为实行思想专制的重要内容。这是蒋介石为自己搞政治专制，巩固“接班人”地位而搞的一个步骤。中共执政後，进一步篡改历史，到後来，99% 的中国人，不知道民国早年曾写入小学课本的国父杨衢云为何人。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英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不同意那些否定孙中山先生，尤其否定其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的意见。但我们无疑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不是合适的领导人，承认他思想浅薄，性格浮躁的弱点，以及孙中山先生身上存在一定的专制余毒。

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弱点，在辛在亥革命前，一是造成他行动上轻举妄动，不断轻率发动起义，不断失败。二是造成革命派内部，凡稍有思想深度的人，几乎全部不服他的领导，同盟会内部四分五裂。其中一些人由于对孙中山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袁世凯的幻想，在辛亥革命后很不错的形势下，迫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起了协助反动势力断送辛亥革命成果的负面作用。而辛亥革命，由被视为分裂势力的中部同盟会起重要作用，影响所及，产生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起义全部失败了，不是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起义才成功。

辛亥革命後，孙中山先生的这些缺点，又造成他继续轻举妄动，时机不成熟时盲目发动二次革命。（我不反对二次革命，但我反对轻举妄动。）对内，又造成中华革命党以後孙中山先生专制独裁作风的复活；对外，孙中山先生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以筹措经费。例如接受了连袁世凯也不敢接受的日本21条。只是由于当时孙中山没有代表中国的权力，这些卖国条约没有兑现，中国没有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孙先生的晚年，赞扬十月革命，以俄为师，引入了列宁式的政党制度和一党专制，开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先后实行一党专制的长期历史。背叛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根本精神。

中国，今後无疑应该认真吸取这些教训，绝不能重犯辛亥革命以後的错误。如果我们象一段时间来颇有来头，风行一时的时髦做法那样，盲目相信和继承“国父”之类的专制神化，继承和仿效国共两党搞个人迷信，制造偶像甚至制造神的传统，盲目神化孙中山及其陈旧的三民主义，大力宣传，要大家以此为榜样，甚至仿效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统一中国，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继续搞思想专制，那么，我们就会重走辛亥革命及中共夺权以後的歧路。

《走向共和》的策划者们和国内的历史学者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及政治高压下，以历史研究或艺术作品，为恢复辛亥革命的历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真实面目，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海外朋友们在海外自由环境下，更有义务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继续向前走，进一步嫠清当时的历史；而不是向后退，继承国共两党的专制传统，继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混乱和迷信，歪曲这段历史。

这些年来，我一直反驳那些以神化的孙中山为榜样，批评异议人士，要异议人士学孙中山的说教，指出他们讲的孙中山是神化的孙中山；而孙中山的许多东西，不值得学习。到海外後，我感到这种批评说教普遍风气形成的颇为强大的压力，有时感到很难对深受国共两党歪曲历史和神化孙中山之害，因而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说清楚。感谢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是他们逐步为我们消除这种不正常的压力。

徐水良 2003－10－6日

【注】这里顺便纠正一下，有人认为只有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时，才是民主制，这是不对的。古代希腊，奴隶和外乡人（非公民）没有投票权。英国，美国的民主制，都是逐步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的。民主是一种实行多数决定的国家制度。一定范围内的多数决定，就是这个范围内的民主。古希腊的民主，就是自由公民范围（不包括外乡人和奴隶）的民主。非国家组织有时也借用国家的民主概念，例如党内民主，某个自治组织的民主，经济领域的民主，企业管理的民主，等等，指的都是一定范围的多数决定。这是广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