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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对谈互动及有关理论问题

   

——给朋友的回信

   

   春节好!狗年大顺!

   

   近来接到二三个朋友谈到理论问题,过激问题、以及与中共“什么都能谈”等对谈互动问题。有朋友认为,胡锦涛提出“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能谈,也不看你以前做了什么”的理念,不仅是针对国亲联盟,你们异议人士也在内。

   

   但我的看法,中共从来只讲实力。他们的“什么都能谈”的方针,只是针对台湾。因为台湾占了一块土地,有军队,有国际支援。“什么都能谈”从来不是对民运的。尤其不是对我这样的人的,对我这样的人,中共只有严密封杀和打压,没有互动、交流以及“谈”的余地。其打压、封杀、造谣攻击之厉害,一般人很难想象。而且他们不是搞有水平的人来与你辩论,而是搞下三烂的无赖搅屎棍与你纠缠,手段卑鄙之极。

   

   我们当然愿意谈,决不会过分偏激,但没有这个可能。

   

   实际上,及到今天,能够预见未来的,并且如果给我们机会,能够引导中国避免巨大动乱及灾祸的,只有我们的新人本主义理论以及一系列策略,和持有这种理论和策略的头脑。而且只有从现在起,让我们尽快取得主导地位,才有可能。但是,目前的主动权在中共手中,对我们尤其是我本人一直是特别严厉地打压封杀。而且中共从来不见棺材不落泪,不会给我们任何一点争取主动地位的可能。所以我完全是无能为力。即使今后大灾难来临,中共回过头来找我们,到那时,我们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当你明明知道今后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民族的巨大冲突和损失,但你却眼睁睁看作它走向危险,无能为力,眼看我们的民族一步步走向灾难性的高代价道路,这种痛苦的心情,一般人大约也是很难想象的。我也只有学佛教,破我执及一切执,对我无能为力的事情,只好不执着,随它去,才能减轻思想上的苦恼和惋惜,减轻心理上的伤感。

   

   这三十多年来,我一再对中共的做法和改革提出预先警告,例如从民主墙时期开始,我就一再警告,实行四个坚持,必然导致大规模动乱,一再警告必须批判经济决定论,用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其他改革,如果不是用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其他改革,而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一定使改革成为官僚太子党对社会财产的掠夺和侵吞,使改革走上邪路,等等等等,但人轻言微,被压制,被关进监狱,发不出什么声音,至多只由海外电台等广播一点摘要,几乎一点用处也没有,官方,以及整个理论界,包括那些走火入魔,成为官僚太子党抢劫掠夺稳定统治吹鼓手的“新自由主义”者,根本对你的意见不屑一顾。现在改革走了弯路,人为制造了一个官僚太子党腐败阻力集团,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改革走上绝路,当权者和伪自由主义者都骑虎难下,再重新回顾我过去一再对这些事情提出的事先警告,除了讲讲教训以外,也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说,中共迄今为止,也不知道我们新人本主义理论、策略和预见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整个理论界,也没有几个人重视或有正确的认识。这三十多年来,我是一直感到非常孤独。当你的思想超前于整个时代整代人的认识,没有人,包括那些最优秀的理论家和知识精英,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有基本认识的时候,这种特别的孤独的感觉,也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

   

   一个搞理论的人,特别重要的就是需要两个或者两类人,首先需要的一个,或者一类,是理论水平旗鼓相当的论敌;另一个,或者另一类,是理论水平旗鼓相当可以经常切磋的朋友。我在大学时代和大学毕业后,曾经有两个这两方面的朋友,所以那几年,理论水平的提高,突飞猛进。但后来,经常充当我论敌的同学和朋友,被迫害生了精神病,另一个与我经常切磋的同学和朋友,渐渐落到后面。以致后来我十多年监狱出来,他拿他准备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我修改的时候,我不得不帮他重写。并且教他一个诀窍,就是把我的思想稍微拿一点过去,作为去引起教授们震动的学术见解,但绝不能多,多了就被认为异类;然后写很多老生常谈的官话,来衔接糊弄平庸的理论界和教授,让他们接受,不感到太过离经叛道。

   

   自从我1973年投入民运起,既没有碰到理论上旗鼓相当的对手,也没有旗鼓相当的可以切磋的朋友。绝大部分论敌,尤其是官方的理论家和理论权威,几乎都不堪一击。相反,我出狱后,南京理论水平最高的南大教师和负责人,却告诉我,在江苏省委组织对我的大批判时,南大借口不理解,没有水平批徐水良,成为南京没有参与对我批判的仅有的个别高校。但当人们都说读不懂你的自以为尽可能写得通俗的理论时,理论上的孤独感也就会相当强烈。

   

   目前海外的理论界,在我所从事的这些基础理论和策略领域,还不如国内理论界。我思考的大量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对绝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都谈不起来。能够交谈的,只有严家其等最优秀的二三个人。前一些时间有国内学者出来,我告诉他海外理论界在基础理论等方面,没有花头,远不如国内。国内学者开始很不相信,但在海外待了一些时间,接触了一些在国内名气很大的海外学者,才发觉我讲的确实是真话。所以这里海外的学者们往往分辨不出理论水平的高低,当然更不了解新人本主义等理论的重要性,这一点不如国内学者。所以我非常希望与国内理论界最优秀的人物切磋,但是中共的封杀和拦阻,却非常厉害。

   

   而更重要的是,我得把许多精力放到克服中共打压、封杀、造谣攻击中去,把更大量的精力放到苦苦挣扎谋生糊口中去。我不存幻想,不抱希望。不抱中共突然醒悟,重视我们及我们的东西,与我们“谈”的幻想。即使中共领导前几年不得不接受我十六七年长期宣传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思想,也是在当时萨斯病威胁下,不得不接受的权宜做法,其实他们本质上、本能上是非常反对这些思想的,是被迫接受,并非出于本意,是假的。

   

   这个世界的很多变化,我们无能为力。历史如果一定要走过灾难,我们也无能为力。我只能破我执和一切执,不执着。这个世界少了我和我的东西,照样前进。虽然不是以我们希望的好的道路前进,而是以很差的道路和方式前进,以很大的代价来取得较小的进步。但是,处在我们这样被打压,变得非常弱小的和人轻言微的状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空来信,多联系!

   

   徐水良

   2006-1-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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