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个流氓恶棍或恶霸，一贯欺负他人，常常在街上持刀行凶杀人，而且特别无赖，不听劝说，不愿停止作恶，不愿停止打人、杀人。在他打人、杀人时，你如何对待？你当然可以跪下来恳求“和平、理性、非暴力”，恳求他放下屠刀。只是有没有用，恐怕很难说。我想，更有效的办法，大约是用警察来对付，用警枪对住他，喝令他放下屠刀，或者用麻醉弹，催泪弹等等，使他失去抵抗能力，然后用手铐把他铐起来，送进监狱，让他不能再为恶。如果没有警察来管，甚至这个流氓本身就是警察，那么，一般有血性的人，可能会拿起枪，喝令他放下屠刀。或者，你如果有武功，一脚踢去，把他的屠刀踢飞，然后制服他。

   在这中间，这个流氓恶棍欺负他人的屠刀和拳脚，就是暴力；对付流氓恶棍的警察及其警棍、警枪、手铐、监狱、麻醉弹、催泪弹，血性之士的武功、拳脚，等等，都是暴力。这就是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

   自从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以后，确认人民有权以革命和暴力反抗暴政，以革命和正义暴力对抗邪恶暴力，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就作为一种策略上的人权和政治原则，逐步得到人类社会的公认。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反对一切进步革命和正义暴力，歪曲和捏造历史，欺骗人民，说“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污蔑和攻击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不顾一切情况，面对流氓暴力的凶恶屠杀，要老百姓跪下来，任人宰割、屠杀，无条件地主张“和平、非暴力”、“妥协合作”、“良性互动”，实在是对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以来人权、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否定，是对人权、自由和民主潮流的反动。再加上他们在基本理论方面反对社会公正，鼓吹经济决定论，鼓吹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鼓吹中产阶级理论，以及不顾一切全盘私有化、商业化（所谓产业化），鼓吹腐败是改革润滑剂那一套，使他们从基本理论到策略，实际上都成为官僚太子党维护稳定统治，“稳定压倒一切”，放手进行大抢劫大掠夺的喉舌、吹鼓手和帮凶。

   笔者曾经孤单一人，长期论述和宣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思想。从原则上说来，这种新人本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是最反对暴力的，是最主张社会的全面和平、全面协调、和谐发展的，并且主张未来社会，是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社会，主张这种人本社会是一种尊重人，重视人性、人道、人的幸福、人性复归的人性化和谐社会，反对侵犯人和人权、反对违反人性的暴力。主张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人本社会的过程，完全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过程，排斥暴力。

   但是，在民主实现以前，在中共用流氓暴力实行血腥统治的条件下，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取消暴力革命的一切可能。只有在实现民主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告别暴力革命。至于其他合法暴力，恐怕更加难以取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看不到取消军队的可能。在更长的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也难以取消警察。当然，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信息、语言、文字、教育、科学、技术、经济、生产、消费、娱乐、管理、政治等等各方面的革命，更是永远不会消灭。

   至于中共方面，在笔者大力宣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人本主义十六七年以后，也不得不表面上接受以人为本等人本主义基本原则。但实际上，自那以后，几年来，“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被他们变成了欺骗人民的空话，大话、假话。别的不说，蔑视人和人的生命，滥用暴力，镇压和屠杀人民，以经济为中心，破坏人的生存环境，矿难和环境灾难不断，哪里有一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样子呢？这次汕尾屠杀，更是赤裸裸的蔑视人的生命，用赤裸裸的掠夺、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来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共那里，他们的流氓暴力，是他们的命根子，丢不得，也绝不会丢。

   汕尾的屠杀，在我看来，大概是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了，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共暴力，是极其邪恶的专制法西斯黑社会流氓暴力。说明中共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一个流氓，坚决不肯听从任何劝说，不肯放下屠刀，并且坚持要杀人，那么，除了用正义暴力抗拒他的流氓暴力，以暴制暴以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中国近二十年来，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不断散布对中共的幻想，不顾中共一再拒绝改良道路，改良或者缓进渐变道路实际上走不通这种客观现实，一再宣布并顽固坚持，说中国必须走改良或渐进道路，说他们自己“决定”走改良渐进道路，决定合作妥协，“良性互动”，并一再散布中共幡然悔悟，走上改良道路，改革“小阳春”来临之类的幻觉。他们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只是欺骗人民，延长中共统治的梦呓。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甚至连改良是由统治者领导、必须由最高统治者作决定这一点也搞不清楚，自大狂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宣称自己“决定”走改良道路，“和平理性非暴力”，真是一派梦呓幻觉，不知天高地厚。

   中共方面，则根本不顾这些人的梦呓，并且不顾他们的“甘地主义”及“和平理性非暴力”，“良性互动”，不仅一再拒绝改良，而且一再举起屠刀，证明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的自大狂，与我们体制外的卑微的激进反对派一样，在中共眼里微不足道，证明他们既不是中国领导人，更无权决定中国走改良道路，无权决定合作妥协，良性互动。这时，仍然有不少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依然沉浸于他们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决定”走改良道路的梦呓和幻想之中。我觉得，这些口口声声提倡现实主义的人，其实是最不现实主义的人，是最最梦幻主义、梦呓主义的人，并且是最最自大狂的人。而被他们称为不切实际、狂妄自大的激进主义者，倒可能是充分认识自己处境地位和客观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我当然不主张赤手空拳的人们，与现代化的中共流氓武装去瞎拼，并且坚决反对可疑分子提倡的恐怖主义，和打游击之类的冒险主义。中国人不应该做无谓牺牲。但是，我们仍然要反对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主张跪着乞求，任人宰割的说教。面对中共的流氓专制暴力，中国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全力反抗。实际上，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在浙江许多地方，在湖北、四川，在汉源、万州，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抗暴斗争，包括以暴抗暴的许多抗争在内。正是这些抗争，使中共及其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并且使他们想使用流氓暴力时，不得不有所顾虑。

   一般说来，流氓及其流氓暴力，往往是欺软怕硬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广东太石村，在汕尾，村民、和帮助村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过份温和，恰恰使得中共及其贪官污吏肆无忌惮，有持无恐。如果这些地方的民众，例如太石村，像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民和上面提及的许多地方的农民那样，决心拼命，成千上万，几万、十几万人一齐抗拒警察暴力，甚至烧警车，围贪官住宅，把贪官的家砸个稀巴烂，使贪官在当地站不住脚，就使中共及其贪官不得不有所顾虑。所以在浙江等地，中共及其贪官，往往就不敢像在广东那样肆无忌惮。试想，如果太石村农民把账目复印了，使村支书和村长面临浙江那样，农民随时可能把他家砸个稀烂，使他在农民仇恨中难以在当地生活下去的危险，而不是贪官施加压力农民投降屈服，那太石村的贪官还敢那样猖狂吗？

   确实，中共掌握着现代化的流氓暴力，而中国老百姓却手无寸铁，一般情况下很难对付中共暴力。但是，中共使用暴力，毕竟有一个限度。那些掌握中共暴力的人，也是人，军队、武警、警察，也是人，尤其是军队和武警，大部分恰恰是被他们镇压的农民的子弟，他们不可能像中共贪官污吏那样毫无人性，他们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中共贪官们丧失人性的一切。尤其当反抗民众人数众多，势力强大，镇压非常困难时，他们就会动摇，甚至倒向民众、调转枪口，对付丧失人性的中共贪官污吏。所以中共也不可能毫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如果哪一天，全国老百姓，或者老百姓中的百分之一、五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五分之一决心一齐行动，奋起反抗，那么，镇压就会非常困难，或者变得不可能，中共就很难调动军队、武警和警察来进行镇压，军队、武警和警察中的大部分，就有可能倒向民众一边。那时，中共的末日，就到来了。

   所以，我们提倡全民反抗，全民抗暴，及到全民起义，全民革命，以庆典式天鹅绒革命，来终结中共暴政。这是结束中共专制暴政的最可行的办法。苏联和东欧就是用庆典式天鹅绒革命结束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当然，我们也不反对罗马尼亚那样，军队武警用外科手术式的武装政变，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对各种结束中共统治的道路，我们都没有必要太过担忧。因为结束中共统治以后的任何政府，都再也不可能有力量实行中共那样的暴政，相反，他们都必须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民主，来争取人心，争取老百姓支持。对中国人说来，无论通过何种道路结束中共统治，都要比让中共长久维持统治来得好，都要比中共长久统治损失来得小。

   我们要努力让大家明白，自由民主的权利，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不能指望中共的悔改和恩赐。经过中共五十多年统治，中国的知识精英很多被打断了脊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变得像太监一样，失去血性，失去勇气，变得过份温顺，甚至奴性十足。我们呼唤中国人多一点血性、野性，多一点勇气和阳刚之气。审时度势，只要客观需要并且可能，就应该采取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制止中共及其贪官污吏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