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

   中国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户口的人数在九亿以上，这在世界的总人口中，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他们的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

   中共建国以後，为了分裂中国人民，维护共产党以“工人阶级”名义实行的统治，人为地划分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一出生，就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被盖上“农业户口”的印记，从此堕入低等公民的法定境地。就像奴隶制度下奴隶的子女，一出生就被盖上奴隶的印记，从此成为奴隶一样。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户籍制度，是当代社会中，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变种。

   几十年来，中国农民处於悲惨境地。作为中共制度中的低等公民，在生活、居住、就业、教育等各方面受到歧视。在很长时间内，像中世纪农奴一样，被强制固着於土地上。侥幸离开农村的，往往成为城市中的“盲流”，随时处於被政府打击的危险之中，公安部门和政府各级部门，随时可以把他们抓起来，送到收容站，遣送站，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他们是流入城镇的农民，没有城市户口，就被称为“盲流”，就可以抓起来，送到收容站、遣送站、收审站。这种收容站、遣送站、收审站，完全是一种监狱，而且是最可怕的一种监狱，有点像看守所，但比看守所更可怕。因看守所还有一定规矩，而收容站，遣送站等往往没有严格的规矩，被抓的人，一进去，搜身、没收财物，送往号子(监房)，其间往往要挨揍，在监房，还要受牢头狱霸及其它人员的欺压。七十年代，看实所每天每天已吃九两粮，而收容站、遣送站却仍然只有八两。我们坐过看守所的人，都清楚这种无究无尽的饥饿的可怕滋味。与这种收容站、遣送站相比，令全中国和全世界谈虎色变的劳改队，则简直是天堂。往往有人编造自己的罪状，希望尽快判刑，被送往劳改部门。而其中的收审站，则往往与看守所在一起，但其秩序，往往比看守所更乱。七十年代中期，我被关在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楼上是收审站(全名南京市收容审查站)，其中被关押人员，许多被关时间已达二、三年，最长的近五年。收容站中也有各方面的人，但农民占很大比例。尤其收容站、遣送站，全是“盲流”，其中，农民占多数。而这些收容站、遣送站、收审站的设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问过有的公安人员，设立这种收审站有什么法律依据，他们也承认没有。此外，中共还用其它方法对付盲流。一九五九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在风调雨顺的年代，制造了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安徽省饿死的人成千成万，据有关估计，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许多乡村，人口死绝，赤地千里。而且有时庄稼就长在地里，没人收割，而人却饿死。这是中共统治下前无古人的奇特现象。安徽农民大批往外逃荒。於是，政府就组织民兵，在车站、码头、路口、交通要道，扛枪巡逻，设置关卡，碰到逃荒的，就抓起来。许多人抓起来後，被活活打死。中共政权以比中世纪封建更残忍得多的手段，强迫农民固着於土地之上。

   及至目前，进城打工的上亿农民，仍然被固定於农业户口中，依然在生活、居住、就业、教育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备受歧视。没有城镇户口的各种合法权利。他们干着城市中最重、最脏、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的工资。并且享受不到应有的劳保福利，包括住房、医疗，失业保障及其它的一切。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中没有受教育的法定权利，为各教育机构拒收，他们被迫化很高的“赞助费”，使自己的子女进公立学校上学。没有门路，化不起赞助费的，则被迫送回农村或失学在家，成为都市文盲的新来源。这种赞助费，一般超过农民在城市打工一年甚至二年的工资。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共政权把农村置於“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统治之中，建国初，中共就用大批杀人及批斗等办法，在农村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大批并无劣迹的地主，仅仅因为土地多而被枪杀，其中包括一些难得的人才。离我家十五里到二十里路的地方，就有一个我国航空界的元老，一个捐自己家产创办富阳中学的老教育家被杀。一个中医骨伤科的专家，我国知名的骨伤科宝贝，也差点被杀，因为医好了解放军一个师长的病，才免於死刑。那个航空界元老，还留学法国，保护过周恩来，抗战时当国民党空军顾问，抗战後回家种田当农民，相信和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全县农民一致称赞，结果却被中共杀了。连周恩来也救援不及，为之可惜。此外还有许多无辜的人被冲击。以後，又不断搞阶级斗争，甚至及到今天，中共政权仍然任意地、粗暴地对待农民，任意吊打、捆绑、剥夺人身自由，批斗、示众，拆毁住房，搬走或毁坏财物，剥夺粮食及生产、生活资料。包括用上述方法强迫绝育、堕胎等等。他们粗暴地用暴力镇压农民的一切反抗。他们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及农村乡镇工业品价格，提高城市手工业品价格，扩大剪刀差，对农民进行粗暴地掠夺和剥削。由於中共的极端无能，他们的工业生产效率低下，因此，维护中共政权及保持经济发展的财政来源，归根到底主要来源於这种剪刀差，来源们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文革中，工厂全面停工，但工厂，城镇、国家仍得以生存，也全赖於农民。中共执政後，中国农民处境之悲惨，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合作化以後及到改革开放，农村贫困地区每年都饿死人，在人为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则是全国性的死人，饿殍遍地。饿死的农民总数达几千万, 按官方的人口统计资料,估计达三四千万。

   由於中共政权的空前专制腐败，中国农民日益觉醒，六四大屠杀，使中国农民与全国人民一样，从此站到了反对中共政权的一边。近年来，农民对中共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农村民变蜂起，动辄发生几千人几万人的骚乱，其规模和数量，都超过城市地区。据中共有关统计，去年农村地区发生骚乱二万多起，最近，国内中共内部资料报道了乔石在广东的讲话，严厉警告，由於中共腐败，农村一些地区农民造反的条件已经成熟，海外媒体也作了报道。对中共来说，农村地区的形势是爆炸性的，极其严峻的。

   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实现自由、民主，归根结底取决於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觉醒，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福音。对自由民主事业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