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文集：中国改革简纲

中国变革的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突变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走渐变的道路。突变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说的“革命”的道路，它有四种类型，这就是１、非暴力类型，２、非暴力为主附带小量暴力的类型，３、暴力手段较多的类型，４、暴力类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前两种，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为主的类型。第四种类型即暴力类型，迄今尚未发生，少数国家的内战不是革命，而是民族冲突或派别斗争。匈牙利和蒙古则比较接近渐变道路。渐变道路也就是渐进的改良改革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走稳妥的渐变的道路，但这需要有中共愿意改革，愿意实现多党民主制，并且愿意满足全国人民及客观规律对改革时间速度的必需要求为前提。我们希望走和平的渐变的道路，但客观实际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可能象“告别革命”的朋友们那样，捏造历史规律，不顾一切客观条件而强行“告别革命”。（在想象和现实上实现？不知他们怎样“告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中最困难、最不幸的路程，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们已经有了这次事件之後，全国民心的大变换，全国人民的大觉醒，暴力的道路已经不大可能。即使有极少数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规模的“六四”镇压，他们将不大可能再搞得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只能小搞以後即迅速失败，他们决不可

能再一次得逞。但突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和突变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必须的。不过我们这里只讲渐变道路，即渐进改革的问题。

如果中共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并满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么，我们将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要把这条和平的道路变为稳妥的渐变的道路，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情况看，中共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一、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反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

为了稳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彻底放开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再放开媒体上讨论的自由，尤其发动全国人民参与对改革问题的自由广泛的讨论，再放开媒体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再放开结社自由，先允许建立自由的学术团体，行业团体，再允许自由成立独立工会，再解除党禁，以及其它等等。可以分为更小的步骤，其间还包括“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罢工及集会、游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实行迁徙自由，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不消除二元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但采取渐进稳妥的办法，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了这一步，完成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

为了完成这困难的一步，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应该采取协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中共和中国民主运动，这两种看起来完全对立的力量，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有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稳妥地进行改革，平稳地转轨。要实行合作，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共必须同意采取协商的态度。要使各方面，进而使全国人民摆脱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学会合作、协商和妥协、宽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主。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步骤，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准备，基层民主试验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开始着手。我们应该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我们应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择善而行。我们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我们尤其不能采用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很专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是高度自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地方性公共职能，应该划给各级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集中少数必不可少的中央职能，因而有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权威。（附注：集中与分散或自治相对。而民主和专制相对，民主和专制都属於集中范畴，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机制。纠正列宁和毛泽东的概念混乱）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个人负责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机制，同时又要采用代议制，民意测验，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决策手段和机制，并应该有高效的监督机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开性以作为制衡。军队属於国家，非国家的党派、社会团体及其它私家军队为非法。军队的暴力职能只能对外，不准对内。对内的暴力职能属於警察。警察属於政府，并且应该大大加强其非暴力的社会服务职能。

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後，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

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却是刻不容缓的事，应尽快地，但又要稳妥地进行。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以稳妥为宜，既要按经济规模逐步放开，按金融经济规律运行，又要使之处於受控状态，要尽可能避免失控风险。

三、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

载北京之春9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