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用林等中共外交及情报人员脱离中共，揭露中共利用特务监控反对派的情况，中共特务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其实，海外民运早已经是风声鹤唳，谍影处处。早在许多年前，江泽民访问美国，就有人在赴波士顿抗议的汽车中偷装窃听器。有的海外“民运”组织，一再被一些异议人士公开揭发为特务组织，“中领馆写作组”，“中领馆六处”等等。

   前些时间的王炳章案件，各方互指间谍，绑架诱捕说争论不休。周勇军等人的调查，似乎既否定绑架，又否定诱捕，说明绑架诱捕说的不合逻辑，虽然调查者宥于绑架诱捕成见无法摆脱，但却让明眼人怀疑这整个事件是不是什么人导演的一场戏，怀疑参与的各方演员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彭明及中发联事件，也是一样。彭明自吹没有几个人的中发联有一万多人，四年后要发展到二千万人，使得海外没有经验的人和媒体信以为真，名声大振。中共在中发联中安插了了几个人，成为彭明心腹。后来中共发现彭明在严密跟监的情况下去嫖妓，于是设置圈套，预先埋伏，让安插的特务再次诱他去哪里去嫖妓，当场抓获，送劳教。中发联迅即为特务控制，连个声明也不发，倒是民运人士进行了营救。彭出国后，又搞联邦政府，结果极其机密的几个人常委会议被窃听录音，中共把录音交给美国，通过外交途径由美国对彭施压。最后彭搞假币，在缅甸被中共抓走。

   与王炳章案有联系的，还有张宏堡指阎锦新为中共特务，负责对他监控等问题。也有点让人扑朔迷离。张宏堡出来以后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张宏堡竟然能够受身为下级的阎锦新控制，都让人有诸多的想象空间。

   类似的例子很多。鉴于篇幅及其他种种原因，有的即使我们亲身经历的确实例子，也不再或不便多说。

   实际上，中共用来对付反对派的特务，主要是一些低档次保密程度不太高的特务。与那些用于外国军事政治的高档专业特务相差甚远。因为反对派不是国家，没有办法抓特务，人们说反对派抓特务，其实并不确切，除所在国家的情报机构，反对派本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并且由于幼稚和缺乏经验，中国的反对派，往往非常缺乏分辨共产党特务的能力，所以共产党不需要很多高档次特务。对付反对派，他们主要用低档次特务线人的人海战术。

   国内有人写文章说海外民运中，中共特务、以及为中共当线人的民运叛徒，占民运总人数的70%，国内则占80%。我们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但根据东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垮台以后揭露的情况，为共产党工作的异议人士，占异议人士总数的56-57%，其中包括异议人士中一些最著名的及占据最高层领导的人。这些国家有关档案的解密，共产党对反对派及社会的监控和渗透，让人们普遍感到震惊。据说有的人为此发疯了，因为发现其很信任的亲属，朋友，邻居，妻子，丈夫，家里亲人，原来却是监视其活动的共产党线人。

   中共习惯于搞群众运动及人海战术，在夺取政权以前，中共的特务活动与地下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及统一战线完全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广泛的人海战术。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有专门的情治系统，而且各级党政系统，也全面特务化，普遍担起搜集情报和监控统治老百姓的任务。中共以靠拢组织，争取进步，检举揭发，汇报思想之类的名义，企图把全体人民，尤其是幼稚的青少年，变为他们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我们都经历那种全民检举揭发的恐怖时代。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就被“积极分子”检举了，成为“反革命”。文革后，尤其是六四以后，这一套愈来愈不灵，于是他们就大大加强特务线人队伍，人数十倍十几倍成长。中共公安国安线人到处钻，连十来个人的单位，往往也安插线人。国内各城市，尤其是深圳等城市，到处是中共情报机构设立、控制的企业，如商店、饭店、旅馆等等。港澳许多公司，也为中共情报机构设立。

   中共对反对派控制的力度，远大于东欧。中共在反对派中间安插的人数，应该高于东欧。虽然其比例，不一定达到上面国内有人说的占反对派总人数70%、80%，但应该达到东欧水平即60%左右，或者更高。

   专制统治者主动组建、领导和控制反对派，并非中共创造。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这样做。在西方，有一本书，叫《1984》，那里边的独裁者老大哥就是这样做的。相信中共的高层情治人员，有可能读过这本书，仿效老大哥的做法。并且中共往往做的出神入化。

   早在1979年民主墙时期，中共就采用了主动组建民运窝点的办法，控制民运。后来这个办法被称为“筑巢引鸟，做窝养鱼”，取得了很大成功。接着就普遍采用这个办法对付反对派，包括后来的法轮功。中共从镇压法轮功以开始，就采用这种办法。有时还曾调动海外特情，以记者名义，刺探和控制国内法轮功。

   中国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之所以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1980年以后往往一开始就落入圈套。很多人迄今往往迷信这种圈套的历史，有的“元老”被大家普遍揭发了，但中共一个欺骗行动，例如逮捕判刑，很多人马上就又迷糊了，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共的这种伎俩。

   中共还把他们过去控制国统区媒体和群众团体的办法，搬到海外，并且利用国家力量、商业利益等等进行渗透、拉拢、收买，控制了海外侨界及媒体的绝大部分，甚至严重渗透西方政府设立的中文电台。西方政府往往明知渗透情况，但由于制度上的诸多限制，大多也无能为力。这些亲共势力与反对派内部地下势力配合，使真正的反对派处于孤立艰难的境地。

   由于中共的极端残暴专制，往往迫使反对派中的多数向中共屈服，中共往往把其中的一部或大部变成他们不同程度的线人。此外，中共还用各种方式，在海外大搞招安活动，过去中共领导人来访，今年赵紫阳去世，中共极度紧张，都曾经进行招安活动，并且都有个别的或者相当数量的异议人士甚至反对派组织，出卖反对派和民主事业的利益，接受招安合作。至于中共利用有的人亲属去世、经商及其他原因，必须回国的机会，迫使异议人士接受招安合作的情况，更加普遍。

   通过这种种方式，中共从总体上控制了狭义民运圈，并且正在努力控制法轮功等其他反对派力量。

   笔者刚到海外时，听到中共对民运的工作方针是“控制民运，领导民运”，“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等等，还感到有点震惊。但随着时间的深入，才发现，其实中共早已经非常有效地实现了这个方针。牢牢地控制和领导着民运。民运的不少组织，由他们建立或控制，民运的许多活动，由他们发起。他们在暗处，有统一指挥，大陆、港、澳、台，侨界、媒体紧密配合，打击谁，抹黑谁，捧抬谁，孤立谁、冷冻谁，统一作战，很容易把真正的反对派异议人士贬低压制得喘不过气来，把他们想抬的人抬到天上。

   无论是动用媒体还是动用地下力量，如果大陆面目的不行，就动用台湾面目的，往往效果就奇佳。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势力很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很多部门，包括一些情治部门，往往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不少白色恐怖的案子，其实是共产党搞的。有的地方白色恐怖不是国民党清除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清除国民党。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解放”前父亲是军统少将，败退台湾，后来长期做台湾的港澳情报负责人，实际是共产党港澳情报负责人。文革后被共产党押回浙江关押，当局说他是叛徒，其实是浙江文革泄密，导致中共在台地下人员被捕。他关押到1974年才平反释放。中共动用台湾地下势力，往往有很好的掩护和欺骗作用。因此，中共最早派到美国的间谍和侨界的地下势力，往往来自台湾。

   当然中共建立的民运组织，有的已经暴露。但他们有的是人，一批不行再来一批，凡是有可能被民运占领的阵地，创建的组织，他们都要抢先去占领，去创建。所以笔者一直努力，希望真正的异议人士撤离这个沦陷区。

   （注：本文应《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约稿而写，载《动向》2005年8月号，该刊发表时有少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