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不锈钢老鼠对“递进民主”批判和论证。

   我们非常需要找出适合未来社会的先进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王立雄先生提出递进民主制的行动本身，应该受到鼓励。

   可是，这种空想，用来启发思路、促进讨论则可，用于实践则千万不可。用于实践，这种空想就会变成粗浅知识分子空谈误国的典范。我曾经在私下向朋友们论证，这种表面上精英主义的民主，实行起来，就会变成独裁专制主义甚至黑帮、黑社会的政治。

   经过中共文化革命等传统文化大破坏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浮躁浅薄，从河殇，到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到自由主义，一些人为了哗众取宠出风头，就故作惊人之论。他们既怕得罪中共，又要出风头，于是就往往把中共的罪责，加到老百姓或传统文化头上。

   就民主制度来说，西方有很成熟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实行起来的结果，其实是大众民主和精英民主的结合。世界上的国家，都学的走的是这种西方民主道路。没有必要搞一种完全是空谈的、头脑中空想的、几乎没有可行性的递进民主制。

   与世界上所有实现了民主的国家相比，大陆中国人的觉悟水平和民主要求的强烈性，几乎已经超过了所有这些国家实现民主前的水平。只有实现民主时的台湾情况，才与目前大陆相当程度地接近。美国英国实现民主时老百姓的民主觉悟和水平，文化水平，生产力、经济、交通通讯及科技水平，与目前的大陆中国水平及老百姓的觉悟水平，则根本没有办法相比。为什么情况条件差得多的地方能够实现民主，而我们却不行？我们无非是多了一个中共！为什么要把中共的责任说成是老百姓的责任。为什么在先进条件下却要想出一个完全空想的落后制度？

   如果设想者已经非常清楚西方民主的优点和缺点，想要创造一种制度，来克服西方民主制的缺点，那即使设计错误，其设计积极性也应该肯定。例如不锈钢老鼠对网络时代的看法，就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递进民主制却没有此类积极意义。　　　　　　　　　　　　 ——徐水良 2005-8-19日　附：　　　　　

   　　　　　　不锈钢老鼠 ：“递进民主”批判

   　　　　　　　(博讯2005年8月20日)

    王力雄先生的“递进民主”制中同时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诉求：一方面要求能够随时选举、罢免官员，以使民意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避免民众在两次选举之间受到官员的欺骗和压迫；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实现“理性的逐级提炼”，避免广场效应，即媒体对民众非理性情绪的煽动。这第二种诉求其实还是认为民众是不理性的，只有逐级提炼上去的官员，即精英才是理性的。我认为这两种诉求在形式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当然王先生可以用辩证法来说明这二者其实是对立统一的。

    这且不论，让我们先来看看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中，王先生“逐级提炼理性”的诉求能否实现。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投票方法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只有在两个候选人或两种主张的支持率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90%的选民都支持某一候选人或某种主张，那么采用任何一种民主投票方法，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么递进民主制能否在民众受到媒体煽动的情况下，从非理性的主流民意中“提炼”出理性，即作出与主流民意相反的决策来呢？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王力雄先生希望实行递进民主的社会中，媒体和舆论都是存在的。王先生既没有禁止媒体，也没有禁止“非理性的煽动”，因此媒体、舆论和非理性的煽动就都是存在的，它们一样可以产生广场效应。而且与递进民主体制相比，媒体传递信息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因此进行某种政治动员的效率也更高。如果递进体制作出的决策和舆论上的民意相反，媒体很容易动员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叫喊民主被出卖了，要求推翻这种不反映民意的专制制度。递进民主体制的成本高（王力雄先生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后，官民比例应与现在持平，我认为很可能会更高），速度慢，在政治动员的效率上无法与媒体竞争。这样媒体动员起来的示***威最终会迫使政府改变决策，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政府预见到作出违背主流民意决策的危险性，因此从一开始就不会这样做。无论媒体反映出来的主流民意是否“理性”，政府都不会违背民意。王力雄先生“逐级提炼理性”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花费了如此之大成本建立起来的“递进民主制”，最终会被媒体架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王先生要想避免这一制度被媒体架空，就只好退回到电报发明之前，在那时建立该制度；或者干脆用国家的暴力来禁止媒体，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建立起来的制度就很难叫做民主制度了。

    事实上，会被媒体架空的制度，并不只有递进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一样会有这一问题。在西方国家中，重大的决策往往也是首先在媒体上和舆论上作出的，议会里的投票只是正式地走个过场。这就是媒体“第四权”的真实含义。由此推出的结论是：西方民主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某种无政府社会来。

    我们再来看看递进民主制在今天是否有存在的意义。王先生提出的“经验范围”这一概念，在互联网发明之前的世界上，针对普选和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有其价值，但在网络时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以我国为例，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多数并不是大众传播，而是以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为主。这种传播之中，信息的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可以直接交流，因此已经是在王先生所说的经验范围之内了。区别是王先生设计的制度采用科层制，而互联网上则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内传播信息，交换观点，最终形成一个网状的社会，这就是社会的本来形态。互联网上的舆论就是在这种社会网络中自然形成的，它有着极高的效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效率，从今年4月份的反日游***行中可见一斑），又能有效避免大众传媒“不在经验范围之内”的弊端。互联网已经把王先生提出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王先生为此设计出来的“递进民主制”，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就是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的竞争，即降低交易成本的竞争。就信息传递效率来说，互联网要远远高于科层制的官僚机构，无论是王力雄的递进民主制，还是中共的专制体制。在网络时代，科层制已经过时。一个例子就是某地的地方官员只有上网才能知道本地的有关信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不适应新的信息传递方式的上层建筑，要么被淘汰，要么必须改变。中共内部的组织结构是科层制的，这使它无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中共内部也能够改成网状结构的话，那它也就不再是中共了。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技术乐观主义感到乐观。

    最后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的的新社会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科层制和民主制都已经受到网络的挑战，未来的新社会，应该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无政府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