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按：

    两年多以前，海外民运展开了一场关於革命和改良的大辩论。辩论由郭罗基先生在《世界周刊》的长文《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引起，郭先生在文章中批评、反对和攻击革命，把反对革命还是赞成革命，当作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极力赞扬反对革命的理论，批判赞成革命的思想。当时，本人刚从国内来到海外，由於在国内一直鼓吹革命，批评“告别革命”的思想，主张改良和革命都是事业的必须，这时就率先开始对郭先生的文章进行批评。随後参加的有高寒、王希哲等先生。这种批评，对郭先生的理论几乎是毁灭性的，郭先生抱怨人数悬殊，抱怨对方是一群人，自己是一个人，说自己当时无法反驳，要好好读书研究，答应高寒先生，一年以後再提出反驳。但二年多过去了，郭先生的反驳一直没有出现，并且也没有再发表反对革命的言论。不知郭先生目前的观点是什么。这里祝愿郭先生的读书研究，大有进展，大出成果。对郭先生抱怨人数悬殊及批评郭先生的人中，有的人的粗鲁语言，我真诚地表示遗憾。我非常反对这种粗鲁语言。不过，好在这是理论争论，不是武力打仗，人数悬殊不起决定作用。记得江苏省委批判我时，派驻南京制药厂的省委工作队就有七十多人，调动全省理论力量，各大专院校，党校和研究机构，都参加了，只有南京大学除外，没有参加。而我只有一个人，还被剥夺了行动自由，人数和力量可谓悬殊！但最後，工厂职工，南京及附近地区的老百姓，包括工作队员，全都说官方输了。南大有些负责人後来告诉我，南大顶住省委压力，说批判徐水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拒绝参加。在四人帮时期的高压下，敢于顶住省委压力，真不愧为中国顶尖名校之一！我向南大表示敬意！郭先生在南大是很受尊敬的一个教授，海外这场论战不得不与郭先生进行，也是颇为遗憾的事。

    这次辩论及其它有关论战，击溃了海外甚嚣尘上的攻击革命的理论。自那以後，没有见到稍有名气的理论家反对和攻击革命的言论，只有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人及中共特情，不时散布一些陈词滥调，攻击革命。海外反对革命的人不得不从国内不了解情况的民运人士中搬救兵，发表他们攻击和反对革命的文章。

    现将本人当时的文章再次公布，其中如有得罪郭先生之处，盼郭先生愿谅，并再次欢迎郭先生可能的反驳和批评指正。与郭先生的辩论，实际上也许已经过去，除观点外，我对郭先生没有任何成见。因此，这里再次公布这些东西，并非是对郭先生，决没有任何与郭先生过不去的意思。而是为了针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主要是国内的反对革命的言论，这里特别敬请郭先生理解。

    （一）

   与郭罗基先生商榷

   －－评郭罗基先生的长文

   徐水良

    郭罗基先生的长文《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分野》(载《世界周刊》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对革命和革命派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一些年来，“革命”这两个字，被郭先生和“告别革命”的朋友们搞得几乎臭不可闻。批判革命，宣称自己是反革命，是改良派，成为国内外一些民运人士的时髦。在国内，与郭先生类似的观点一度成为占大多数的观点，目前国内持这种观点的民运人士已经较少，但这是几年来艰苦努力以及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作为在国内长期主张革命，更确切地说是“不排除革命”的一个代表人物，笔者与郭先生有着全面的分歧。因此，边读郭文，边写以下几个问题，作为一篇短文，先对郭先生的文章作出回应，借以与郭先生商榷。希望今後再有机会对郭先生文章中的大量理论和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澄清目前存在的许多糊涂观念。由於本文时间匆促，错误之处，望郭先生教正。

    离开南京以前，郭先生的一个学生，对郭先生一直很崇拜，一再要我带信向郭先生问候。说郭先生坚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自称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可是不为中共所容，被迫赴美。我到纽约後，听说郭先生是反对革命的一个代表人物。对此，我表示充分理解。因为老民运人士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从主张马列主义，到主张改良，到不排除或主张革命的。这些年来，本人在大陆写了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告别革命”等各种谬论，目的也在於加快这种进程。因此，本人对郭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但读了郭先生的长文，本人对郭先生却多了另一重敬佩，就是敬佩郭先生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内高谈阔论的勇气。任意编造历史的勇气。

   什麽是革命？

    郭先生用长篇文章抨击革命，严肃的作者自然应该对革命作出明确的科学的界定。如果连什麽是革命也不知道，却对革命发表长篇大论的荒唐言论，这未免可笑。郭先生说：“革命运动就是夺取权力的运动，”又说，“将革命局限於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狭窄的定义”，“如果说，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变革都是革命……”，我不知道郭先生究竟主张那一个定义。郭先生头脑中的革命，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几乎就是改朝换代的代名词。但这仅仅是郭先生和中共的革命概念，而不是革命的本来意义。

    在我们看来，革命就是事物或社会前进的的一种突变状况，一种突破性进展，是社会或社会某一方面的一种全面更新。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思想革命，产业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以至社会革命，政治革命，都是人类的必须。反对革命，乃是一种荒唐的观点。

    某些具体的革命确实是可以告别的，例如暴力革命。但告别暴力革命的必要条件，乃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巩固。在专制制度下，我们只能尽量争取走和平道路或尽量争取减少暴力破坏，而不能断言告别暴力革命。至於和平的非暴力的革命，我们更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革命的特点是社会的突变和全面更新，例如，专制制度改为民主制度，这才称为革命。因此，郭先生强加在革命头上的各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当然，我们也反对一种“革命”，这就是郭先生和共产党人头脑中的“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的“革命”。除政治革命外，上述种种革命，与郭先生的“夺权”及“改朝换代”，显然风马牛不相及。

   尊重历史

    郭先生讲了大量历史事实，并总结出特有的历史规律，声称革命只能造就权威政治。过去的某些“精英”及“告别革命”的人们，总结出以暴易暴，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等所谓“历史规律”。我很怀疑他们生活的世界和世界历史，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世界历史完全不同。否则，其真实情况，怎麽会有这麽大的差别呢？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由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建立起来的。而没有美国民主，就不会有当代的民主世界。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是由英国一六四二年革命（CIVIC WAR或 PURITAN REVOLUTION）以及光荣革命(GLORIOS REVOLUTION)建立和巩固起来，以後，又“通过立法，不断改良”取得完善。可是在郭先生笔下，英国一六四二年革命和光荣革命都不见了，英国民主制变成了逐步立法和改良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产生过雅各宾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三大反动逆流，或两大反动逆流（因为後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反动逆流），但他们的产生，不是革命的过错。希特勒的上台，恰恰是政府的合法改变，合法改良的结果，并且许多专制政府，如菲律宾的马科斯，都是靠改良甚至民主选举上台的。因此，专制政府的上台，与革命和改良并无必然关系。相反的情况，如苏联和东欧的革命，推翻共产党专制，建立民主制度，还有菲律宾革命产生的菲律宾民主制度，则更是不久前的事实。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事实，如果历史事实可以置之不顾，历史可以任意改写，任意编造，历史规律可以任意捏造，那麽，任何严肃的学问都不可能存在。

    上述革命和暴力等问题上的谬误，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唯物主义在这些领域中的翻版。他们认为，不是人及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决定人类社会，而是人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反过来决定人及人类社会。人在异化力量，在人的创造物，如生产力、经济、革命和暴力等等各类异化力量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革命和暴力将离开甚至违背人的意志产生出以暴易暴，暴力必然产生出暴政等所谓历史规律。而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人的这些创造物反过来决定和支配人及人类的现象，仅仅是一种异化现象，暂时的，非本质的现象。人能够掌握和支配自己的创造物，这才是人类社会长久的本质。

   中国的教训

    中国近几十年专制的教训是什麽呢？郭先生的教训是革命。而我们的教训却完全不同，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及妥协改良，包括在郭先生大加赞扬的换剧本不换演员的改良，造成袁世凯上台及军阀混战，这是第一个大教训；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搬来了苏俄一党专制的社会制度，这是第二个大教训，中共搬来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极端专制制度，极权制度，这是第三个大教训；革命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歪曲成政权更迭，改朝换代，这是第四个大教训。四大教训换成一句话，这就是以建立专政即专制为目标，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必然造成专制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只有以多党民主，民主宪政为目标，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才有可能给人民带来福祉。此外，我们必须严格警惕，不要让那种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的“教训”误导我们，从而再重现历史上妥协投降产生的恶果，例如军阀混战那样的恶果。

   四五运动的特点

    郭先生关於利权和权力之类许多问题的议论，以及许多常识问题上的错误，笔者读後深感痛切，我们需要加强基本知识的启蒙教育，包括对许多号称学者甚至权威的人。不过，限於篇幅，这里不能详谈。我这里只说一个问题，郭先生说，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争取利权，主要是表达自由。”我认为这是不符事实的。四五运动是由南京发起的，而南京事件被捕人员及南京许多人，认为本人一九七四、七五年大字报是南京事件的先导，出狱後，本人是南京事件被捕人员的实际负责人，因此，本人有责任说明事实真相。南京事件的最主要特点，从而也是整个四五运动的特点，恰恰是反对四人帮，恰恰是一个权力问题，它为粉碎四人帮(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作了舆论准备。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在本人大字报中，是主题之一，但限於当时严酷的条件，却不可能成为南京事件及四五运动的主题。

   其它问题

    其它还有许多问题，例如革命和改良，郭先生说是目标不同，其实，革命和改良，主要是策略问题(包括路线、道路、方针、政策、方法、步骤等等)问题，而不是目标问题，是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选取不同道路的问题。郭先生说革命派目标模糊，改良派目标彻底，而历史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前，改良派目标模糊，并且很不彻底，而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等为代表，却是目标明确。目前的情况也是同样。我们不了解国外情况，至少，在国内，改良派目标模糊，而我们革命派(确切地说，是争取改良，不排除革命，即“不排除革命”派)，却是目标明确，要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民主，多党民主，有统一的、系统而明确的目标模式。而改良派，仅以如何对中共一党专制而言，就形形色色，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到接受这种领导，到对这种领导进行修补、“补台”、“合作”及至主张在今後遥遥无期的将来，结束一党专制，因人不同，主张各各不同，决无清晰而统一的目标。又例如对暴力问题，我们当然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和恐怖手段，但却不可能马上否定和废除一切暴力，实行“非暴力”，尤其是当代暴力的主要代表，即军队和警察不可能匆忙废除，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实行“非暴力”策略，即在中共不使用暴力屠杀的条件下，不采用暴力手段反对中共。事实上，我们一直采用非暴力策略，但这种策略决不能作为向中共下跪，任中共宰割屠杀，那样一种软骨头行为的借口。郭先生抽象赞扬印度甘地的和平主义，要处於一党专制的残忍统治下的人们效法。却没有认真具体地分析一下，什麽情况下适用这种主义，什麽情况下不适用这种主义。我与北京一个受郭先生影响很深，因而声称自己是彻底反对革命的改良派人士讨论这个问题时说：“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他胜利了；如果他面对的是伊拉克的萨达姆，那麽，一把小刀就可以结束他的生命。”这实际上讲了两种情况的根本区别。郭先生反对“抽象思维”，正确的提法是反对思维的任意抽象化，因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都是思维的正常形式，并无任何贬意。但郭先生却独出新裁，把抽象思维弄成贬意，并把它加到革命派头上。我的感觉恰是郭先生处处使用简单化，抽象化的思维。上面抽象对待甘地主义，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