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文集：扑朔迷离的海外民运圈

就我出国的经历而言，在国内时，我是力挺魏京生的一个，虽然我听说他的不少缺点，但觉得从大局出发，应该维护他，他毕竟是一个勇士。1979年魏第一次判刑时，各地朋友虽然对他有损大局的做法有意见，仍然为他呼吁。我本人就曾经亲自上街张贴有关呼吁材料。魏先生一再对媒体说没有人为他呼吁，不符事实。他第二次判刑时，因为他的言行得罪了不少人，没有人为他呼吁，我只好动员浙江等地朋友组织呼吁。为此北京下令抓人，抄了我工作地方的办公室和仓库，牵连收留我的同学，他原被安排中共在香港组建电视台任职的事情，也被取消。我连夜逃走，结果中共逼我同学交人，并抓了王东海等人。後来任畹町先生写文章反对魏，我为此还和他激烈争吵。出国前，许良英先生嘱我不要与正义党搞到一起。我对正义党几个负责人有所了解，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到纽约前，我一直与刘青联系，请他接机，但不巧，我出国那些天，他要去欧洲，其他人我又不熟，只好请正义党的人接机，没有料到後来招来大麻烦。到海外後，与魏京生联系，四个月连一个面也见不到。相反傅申奇天天来动员，为了朋友面子，再加上国内组党，急需支持，所以明知正义党复杂，也在参加民联之后，再勉强同意加入正义党。但很快，我主持正义党一次核心会议，对组建海外民主党问题作出一个决议，大约第二三天，傅申奇邀我到王炳章家吃饭，席上几个人突然围攻，说我要把海外已经死了的民运组织拉起来，说其他民运组织都应该瓦解。我大惊，说王和傅你们当时在场，决议一起作出，为什么会上你们不提？而且有意见你们也可以在内部或者下次会议提出。参加会议的就我们几个人，决定绝对保密。你们会後却找这些没有参加会议的人来围攻，什么道理？你们要我去瓦解海外民运组织，这办不到，第一不道德，第二不可能，我不会做。这种分歧无法调和，于是在波士顿一次会议上我退出正义党。前后仅仅一个月。更让我惊奇的还在后面，王炳章和傅申奇後来两次嘱咐我，说你退出正义党的事情，千万不要让大陆知道，否则我们也保不了你。我真是大大地吃了一惊，原来这个总部设在纽约的正义党，决策权不在纽约却在大陆！我没有照他们的要求做，果然受到特大规模的围攻，海外网站上铺天盖地全是围攻我的东西！攻击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们接机留我住宿两天，对我有所帮助，我退出正义党就是忘恩负义。

後来揭出的事实和从其他方面了解的情况，我才进一步搞清了许多情况。例如胡安宁反戈一击，公开揭发了上海公安再三要求胡帮助，指导和支持傅申奇等情况（当时上海公安把胡当作自己人）。正义党的性质逐步明朗化。

周永军先生的阶段性报告，与我们过去掌握的不少情况，基本吻合。我祝愿他们弄清真相，营救王炳章出来的愿望尽快实现。但是，我与周永军先生不熟悉，他的名字，我第一次还是从王炳章口中知道，王炳章斩钉截铁的结论，想来周先生是不愿意听到的。对高光俊先生，我有很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一般情况下，我不大可能相信他们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做法，对我说来，现在还是一个天大的谜。

就报告内容及整个事件说来，有很多问题，扑朔迷离。例如：

1、如果周永军的报告成立，如果确实发生过绑架或者诱捕事件，那么，岳武、张琪就用不了任意编造，闹得矛盾和漏洞百出。他们只要修改一点细节就可以了，至多细节有出入，不可能闹那么大的漏洞。因此，也不能排除这是有人导演的一场规模很大的戏这样一种可能。

2、如果这是一场戏，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卷入其中的正反各方面演员又扮演什么角色？

3、王炳章先生身患重病，（最早新闻发布会说是癌症，後来有人改口），不去医病，却不顾可能是危及生命的重病，奋不顾身去越南。这与他一贯的行事逻辑和风格颇为不同。使他这样做的重大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4、据王炳章先生自己说法和其他消息，美国FBI对他有怀疑而严格监控。我刚来纽约时，他曾再三说过他的电话受FBI监控，打电话要小心。有时据说还牵涉到其他国家。此外过去有过大量材料，还有一些奇怪现象，（我个人就碰到过一些怪现象，）都有待澄清。其中有些问题，牵涉到总体布局。希望营救王炳章先生的朋友们尽快实现愿望，营救他出狱，除了维护人权，对今後搞清问题也有意义。

其实，很多事情，如果真的深入钻进去研究，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解决这些问题，很难，我们力不能及。所以我後来就干脆抛开这些问题，干脆尽可能与海外是非圈保持一点距离，做一点自己力能所及的事情。

以上这些话，仅仅是作为读者和观众，写下一点感想，没有任何结论，也不想去深究。我只想做一个观众。这几年，都往往是中共地下势力演戏，头脑清醒的异议人士看戏。

真正从事民主事业的人们，既然没有办法把中共地下势力从民运圈中赶出去，那么，为过分艰难的事情多化力气，还不如从早已成为沦陷区的这个小圈子撤出去，重新聚集，重建根据地，这样也许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