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民运？

    民运当然是“民主运动”的简称。但“运动”这个词，被中共搞得完全背离了它的本义，中共接连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这种“运动”，包括目前江泽民的所谓“三讲”，为人人所深恶痛绝。以致一些人把民主运动也看作这种中共式的运动。根据他们头脑中接受的中共的习惯思维，认为民主运动也必须以接连不断中共式的运动来维持。其实，民主运动中“运动”这个词，乃是用的这个词的本意，指的是走向民主化的一种过程和趋势。

    及到七十年代末，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没有使用“民主运动”这个词，连“异议人士”这个词，我的记忆，当时似乎也没有见过。当时民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包括王希哲、徐文立等许多民运人士，都极力辩护自己与共产党是相同政见者。我本人公开承认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在当时的文章中，以及后来在法庭上都强调：“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这不是法西斯吗？”但我不知道当时还有没有其它朋友公开承认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无论如何，“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词，不仅从策略考虑，而且由于不能表达推进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一共同事业的本质，因此必须另换新词。由于中国的民主运动，乃是集人权、自由、民主运动于一体，因此，当时少数朋友私下考虑过人权、自由等各种名称，但由于实现民主，必然要实现人权和自由，以民主来命名，就不容易产生那种只要求部分自由，而不要求民主这样一种不彻底性，并且是表达政治上诉求的本质。因此，我们极少数几个朋友，从七九年开始，自称“民主运动”。结果逐渐为大多数朋友接受，其间，邓小平有几次讲话，当时他虽然还不知道民间朋友开始自称民主运动，但他极力攻击“民主派”，这也推进了“民主运动”这个称呼的扩大。大约到八零年末、八一年初，“民主运动”这个称呼普遍化。但这似乎仍然是中国特有的称呼，在苏联、东欧似乎并没有普及这种称呼。

    因此，“民主运动”及其简称“民运”的名字，是我们自己取的，不是别人强加的，即使邓小平称呼的“民主派”，也是在邓之前，我们曾经自己称呼过的名字。大约从七三年开始及到八一年，我在自己的大字报，文章中就自称“民主派”。本人是最早使用“民主派”和“民主运动”的人之一，某种程度上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民运”这个词，现在已被中共特务及民运流氓搞得颇臭，但我们并不后悔，即使未来某一天，我们也许不得不把这个词出让给共特及民运流氓，我也决不后悔。他们也许可以夺走名称，但决不可夺走本质，即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必然过程和趋势，也即这个名称真正概念。

   二、广义民运的胜利和狭义民运的失败

    上面讲的民运，即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和趋势，其实是民运的本来意义，

   也是目前的广义民运。这是整个人类和整个民族的伟大事业，它必然会取

   得辉煌胜利而决不会灭亡。事实上，在中国，广义民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胜利。文革期间，是中共“全面专政”的法西斯恐怖，人们只敢讲专政，

   不敢讲自由民主。谁要讲自由民主，谁就难免会坐牢，甚至被杀头。本人

   一九七三年至七五年要求实现自由民主的大字报和文章，就是抱着准备被

   杀头的决心写的。但随着时间进展，中共却不得不逐步接受民主运动所宣

   传的，包括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理论、诉求和口

   号。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抗争，夺取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自由。

    然而，随着民运的展开，却逐步形成了一个狭义的民运，这就是由积

   极投身于民主运动的人组成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这个圈子被称为民运

   圈，也简称“民运”，其中所包含的人，被称为民运人士或带点贬意的“民

   运份子”。过去的大陆，凡被戴上份子帽子，就很不妙。民运加上份子，

   自属一类。由于用同一个词称呼不同的含义，人们自然常常把两种概念即

   广义民运和狭义民运混为一谈。又由于这个民运圈的极其复杂，尤其是混

   入其间的特务和流氓，把这个圈子搞得混乱和污浊不堪，大大玷污了广义

   的民主运动，民主事业的光辉。

    由于共特和流氓的破坏，自八九年以来，这个狭义民运在海外不断走

   向下坡，。

    九三年华盛顿民联民阵合并大会，由于中共特务及流氓的破坏，合并

   最后失败。民运关键性的一仗打了大败仗，从此海外民运四分五裂，越来

   越溃不成军。因此，在广义民运取得越来越大胜利的同时，狭义民运却不

   断遭受失败，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

    国内情况虽然有所不同，狭义民运不仅没有走向下坡，反有所发展。

   但未来情况，仍然危机四伏，颇不乐观。

   三、狭义民运分裂为三种民运

    目前，狭义民运中海外民运四分五裂，分裂成形形色色的部分。但仔

   细研究，却可以发现，海外民运实际上分裂为三种民运，这就是：

    1、中共特务所进行的“民运”，简称为“中共民运”或“共特民运”

   （不过，这里指的是狭义的民运，因为广义民运中，中共的民主化趋势，

   包括中共内部民主派的努力，也称中共民运，但那是褒义而不是贬义）；

    2、进入民运队伍的流氓及其它不正派的人所进行的民运，简称“流

   氓民运”；

    3、正派民运人士所进行的民运，简称“正派民运”或“普通民运”。

   下面分别简单讲一下这三种民运的状况：

   (一)、中共民运或共特民运。

    这是目前海外民运中最大的力量，由于人数不少并且由于其组织严密，统一指挥，并且处在暗处，因此，它比后两种民运，即流氓民运和正派民运加起来的力量还要大。他们有中共强大国家力量支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又有中共安插在海外各界，尤其安插在海外媒体中强大的地下力量的支持（中共像当年控制国民党区域媒体那样控制海外媒体，尤其是绝大多数中文媒体，已经为中共地下势力控制），运作中又有中共方面配合，包括国内外通讯、信息的畅通无阻，中国国内力量包括安插在国内民运内部的力量的积极配合，因此，他们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在某种程度上例如从人数和组织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控制和左右了海外的民运。他们制订的“控制民运、领导民运、瓦解民运”的方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中共通过抓抓放放，政府国内辱骂和海外特务民运吹捧等方式互相配合，共同制造“知名民运人士”，种种手段，已经运用娴熟，得心应手。他们甚至推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企图来领导民运。但因为是假的，要推出过硬的知名人士，并不容易，并且直接由他们的人来领导，容易暴露，因此，他们往往退而求其次，推举民运中的流氓或者某种程度受他们控制要挟的软骨头及有劣迹把柄的人作傀垒，。

    很多人习惯把民运中的共特称为国安部特务，其实，民运中安插的，大多是公安特情，并且大多数是民运变节分子，另外也招募了一些普通人，真正专业特工人数不多，国安部的人更少些，其它如总参二部三部等，数量又更少，不过，国家教委及外事等部门安插的非专职线人、特工，数量也不少。

   (二)、流氓民运

    中国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国，历史上，流氓无产阶级曾经演出过威武雄壮的活剧。曾经产生过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皇帝。在历次反政府的起义军中，他们数量众多。至于历代遍布全国的土匪草寇，绵延不绝。及至中共建政前，全国各地仍然到处是这种土匪草寇。此外还有遍布全国的帮会及各种犯罪团伙，有妓女，小偷等各种流氓势力。由于流氓的反社会性质，当然也表现出反对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及其管理机构政府的性质，因此凡是反政府的队伍中，难免会进入大量流氓。又由于失去工作，及被投入监狱，受流氓无产阶级中最腐败的部分即刑事犯罪分子的包围和影响，原本正派的一些民运人士，生活上和政治上，也开始流氓化，有个别人甚至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他们与共特一起，成为民运内斗的根源，败坏民运形象的根源。民运之所以被搞臭，主要原因当然是共特，但流氓的作用也不小。

    与正派民运人士相比，这些人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他们不守规矩，成天吵闹打斗，又不要脸皮，死皮无赖，正派民运人士往往不得不避而远之，不屑于同他们一起或与他们去打斗计较，因此这些人就逐步占据民运舞台的中心。正派民运人士反倒不得不退往边上。这种情况，迫使大批优秀人物淡出民运。海外华人看民运，往往看的是这些在舞台吵吵闹闹的流氓，这样就在海外造成民运人士都很差的坏印象。

    由于中国民运推进的是民主事业，要求民主，而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推出一个新皇帝，因此，流氓的作用应该降到次要地位，不能象汉高祖和明太祖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三)、正派民运或普通民运

    正派民运人士数量不少，并且有的有很高知名度，像方励之、刘宾雁、严家祺、于浩成、苏绍智、戈扬等等，都德高望重，国内影响很大，中年的像胡平、刘青、刘国凯、郑义、高寒，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封从德、熊炎、唐伯桥等等，人数众多。可惜由于我们上面讲的原因，并且由于历史及其它原因，目前无法占居舞台中心，并且处于分散状态。

   四、我们的对策

    根据各种状况，我们的对策，就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摸清情况、清浊分流、重塑形象、重组队伍”十六字方针及“先做小，后做大”的六字方针，坚决实行清流浊流分流，坚决实行与共特流氓及其它不正派的人分开的策略。目前正派民运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塑道德形象。因此必须坚决把道德形象不好的人排除出去。那种空喊大团结，空喊搞大圈子的空谈，非常有害，空谈十年，危害十年，结果大团结越搞越差，大圈子越搞越小。只有排除很差的人，缩小圈子，重塑道德形象，重立规矩，今后才能做大，才能有大团结和大圈子。此外还有一种不分场合，宣扬“对事不对人”的谬论。被当作与特务流氓合伙的借口，也造成很坏的效果。评价一件事，当然是对事不对人，但你要做事，要形成队伍，就不能对事不对人。骗子宣扬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你都参与？主张这种谬论的人自以为了解西方民主真谛，其实是一窍不通。西方人，尤其是政界人士，绝对是要看人的。不愿与没有信誉的人合伙。有些民运中名气很大的人，民运内部各方争取，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却很不愿见他们，因为信誉不好。

    而在正派民运人士中，则需逐步建立联系，逐步形成一个无形或有形的共同体。不仅海外，国内也需要，并且正在逐步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国内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像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等等；还有中共内部的一些主张民主的高级干部如胡绩伟、王若水、李慎之、李锐、鲍彤等等，他们虽然不一定自认是民运的一份子，但事实上是著名的民主派。此外更有大批中年及年轻的正派民运人士和学者，也需要逐步建立联系，形成一种集合力量，并与那些被上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所称的“民运毒瘤”、“民运流氓”及影响很差的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