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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戰打了一年後，形成膠著狀態。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六月二十九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訓令聯軍統帥李奇威（Ridgway），向中韓共提出停火談判建議。七月八日，聯軍代表與北韓及中共代表在開城開始停戰談判。十月底，改在板門店談判。談判中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遺俘問題；聯軍總部始終堅持自由遣俘原則。四十一年二月，在韓國巨濟島的戰俘營內，七千名華籍戰俘首先向聯軍總部呼籲，願意前往台灣參加反共抗俄工作。四月十二日，韓國釜山戰俘營的華籍戰俘，刺血上書總統蔣公，表示效忠，願到台灣參加反共抗俄。至四十二年元月底，釜山戰俘營的華籍反共戰俘，以血書呈獻蔣總統，請求堅決回台者，多達一萬四千餘人。十二月二十三日，韓境中立國遣俘委員會終止解釋工作。同日，聯軍統帥赫爾（Hull）上將宣佈，將用一切便利，於一九五四年一月間，將華籍反共義士送往台灣。

    有一天，周總長突然召我到他辦公室，說是總統決定要我率領一個小組，赴駐日聯軍統帥部交涉，將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接回台灣。驟聽之下，頗感惶恐，因此前有關反共義士業務之聯繫，一向由外交部和國防部總政治部辦理，突然要我去做，頓感無從下手；我當即表示，此事非常重要，總統要我去辦亦深感榮幸，惟此一任務，論性質應歸總政治部辦理，似由總政治部派員去接運爲宜。周總長認爲我的見解很對，不過他表示這是總統的決定，他要我跟總政治部商量。當即去看總政治部蔣主任經國先生，他也說這是總統的決定，他並說我的英文好，交涉方便，我說張彝鼎副主任英文更好，他笑笑說還是我去好，同時表示全力支持。我於是告訴他一定盡力去辦，並問他，向聯軍統帥部辦交涉，交涉些什麼？如何交涉？蔣主任要我去外交部請教葉公超部長。當時的外交部是在目前的台灣銀行總行辦公，葉部長也表示並不清楚，他找一位司長拿來一大宗文件給我看，閱後略悉內容。葉部長要我儘快進行，希望我在二天內出發，因爲美方在催。我表示若一人去則立即可以成行，但我總要有些人去幫忙；要組成一個小組，則至少需時三日；他覺得我的意見很對，但願我三天內一定啟程，同時表示將先電我駐日大使董顯光，囑與美方聯絡。嗣即積極籌畫，挑選人員，成立小組，召集人員分工，辦好護照、經費等事項；晉見總統，並拜訪美軍顧問團及美國駐華大使，兩天內完成行前一切手續。

    因聯軍統帥部設在東京，接運留韓反共義士，大問題要在聯軍總部先解決，然後由他們轉告駐韓美軍辦理。啟程時，外交部人員告訴我，董顯光大使已準備舉行正式宴會，邀請美國駐日大使、聯軍統帥以及有關將領，要爲我在宴會上介紹，望我能夠當晚到達。於是我們乘坐的C46運輸專機，經過沖繩加油後，由於東京羽田機場的天氣不好，故降落在東京郊外一處美軍基地。下機後冒大雨坐車一小時又三十分鐘，進入東京市區，再由美軍送我至董大使處，已近晚上八時，幸宴會尚未開始，賓客皆穿晚禮服，惟我穿著被雨水淋濕之軍常服，頗窘，幸好有幾位熟識的將軍在場。我當即與聯軍統帥赫爾四星上將約定，翌晨拜訪他的總部，望與其幕僚開會洽商接運反共戰俘有關事宜。

    次日，拜訪赫爾上將後，當天下午參加了特別安排的幕僚會報，先說明韓戰狀況及戰俘處理經過情形。我在會中提出接運華籍戰俘的問題約爲五點：㈠海上運輸，應有兵艦掩護；㈡望派機擔任空中掩護，以防中共攔截；㈢戰俘離開俘虜營時，望給予足夠的保暖服裝，除身穿大衣等物外，每人軍毯兩條；㈣戰俘從戰俘營到碼頭上船之前的沿途運輸、保護及飲食，希望有妥善的安排與充分的供應；㈤有關醫療的全部支援。聯軍統帥部參謀認爲我所提出的問題很合理，將請其上級決定；翌日，獲知聯軍統帥部同意按我所提問題辦理，並已電告駐韓美軍第八軍軍長泰勒將軍，囑迅作準備，同時派機將我接往韓國。我抵達東京後的第三天早上，美軍即派C119運輸機，將我們一行十餘人全部載往漢城，王東原大使與美國軍方代表在機場迎接。爲辦事聯絡方便，我要求住在美軍第八軍軍部，他們完全同意，並撥給我辦公房間、車輛、打字機等。

    抵美軍第八軍軍部之日，軍長泰勒上將（Taylor）在其司令部前廣場上主持一項閱兵典禮，對我表示歡迎；他的旗台上，除聯合國旗幟外，有美、英、澳、韓及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特別是參加韓戰的會員國國家的旗幟，儀隊係由美、英、澳、韓及其他聯合國會員國的部隊混合組成，典禮開始，先奏中華民國國歌，然後奏美國國歌，儀式莊嚴隆重。我身爲中華民國軍官，受此禮遇，深感光榮；同時亦感到國家在國際地位上的重要，我國此時仍爲聯合國一分子，回想當年發起籌組聯合國時，我國爲發起人之一，我國位列五強，成爲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雖因中共叛亂，但以時勢之變，我國仍然受到友邦與國際社會的尊重，我當時代表國家受此尊重，眞是萬分榮幸。尤其是我當時階級僅爲少將，泰勒已是四星上將，以一少將接受代表聯合國一百多個國家的大國上將的隆重歡迎，自是更覺殊榮！

    我們住定之後，即分別拜訪接洽，處理接運有關事務。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將反共義士順利接回台灣，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想像的那樣簡單；因爲反共義士回台灣，是令共產黨最感丟臉的事，當反共義士離開戰俘營時，中共和北韓的軍隊都可能老羞成怒，發動搶俘，也可能因此引起另一次戰爭。我提出這些問題時，美方人員也表示值得顧慮。因此，我又與美第八軍參謀長及有關人員商談，假如北韓與中共發動搶俘，他們應如何事先計畫，有所部署，策定應急措施。當反共義士離開戰俘營時，車輛如何準備，車隊如何編成，行程如何排定，指揮、道路警戒與通信等問題如何解決；到達仁川之前如何選定休息地點，以便整理東西，清點人數；上船後的組織，啟航後的海上護航與空中掩護等，一切措施，均應預作詳細計畫。經過分別商談後，他們深表贊同，立即分工進行有關作業。一切計畫策定後，泰勒將軍發出通知，約定舉行一項聯軍釋俘會議，邀請有關國家的代表參加。

    釋俘會議係在漢城郊外一個師的司令部舉行，出席會議者數十人，包括美方將領，中華民國由我所率的部分人員，韓國參謀總長白善驛所率有關人員。泰勒將軍代表聯合國主持會議，向我們提出釋俘的計畫綱要以及預備計畫。簡報約二十分鐘完畢，泰勃又分別詢問中華民國與韓國代表以及有關人員的意見。我覺得他的計畫對我前兩天所顧慮與他們提出商談的問題均已包括在內，是一項相當完善的計畫，我當代表中華民國表示同意。韓國參謀總長亦無異議。因準備周詳，如此一項重要的大規模國際會議，費時約二十幾分鐘即告結束。於是開始照計畫執行；而美國即爲此一計畫的主要執行者。

    反共義士離開義士村走出大門之後，沿途一切運輸、掩護、應變、安全等措施，由美軍一位旅長洛遜上校（Col. Lomson）指揮，全部作業所包括的細節，叫做洛遜計畫。這項計畫僅僅運送中國反共義士的卡車，即達五百六十輛。洛遜上校是一位精明能幹的美國軍官。而包括裝備（衣服、大衣、鞋、襪、軍毯）、飲食、醫療、船舶調動等的後勤工作，則由聯軍後勤司令部負責，指揮官是一位少將，與我相處極好。此外，尚有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與空軍第五航空隊，擔任海上運輸的安全掩護。

    瞭解計畫全部細節與執行情形的準備工作後，我即赴大使館向王東原大使詳細報告，並自擬一電文，請轉國內周總長轉報總統請示。

    在此同時，我覺得反共義士走出義士村大門之際，應該發佈一項文件，也就是一篇宣言，這篇宣言應由反共義士的名義發佈，以他們的口氣，向全世界宣告，說明他們厭棄中共暴政，奔向自由，回到自由祖國的意願，這篇宣言由我親自起草，完稿後，我認爲茲事體大，應請示政府決定，因請大使館發回國內轉呈總統核定。翌日得覆，總統完全同意，無任何修改，於是印成油印稿，同時譯成英文，待反共義士出營時，當場向全球記者發佈。隨後自由世界各地報紙，均曾刊佈此一反共大事的重要宣言。

    我根據聯軍釋俘計畫，爲實地瞭解反共義士出營後之路線安排及預想的各種情況，曾請美第八軍派遣直升機與有關人員，陪同我赴義士們行經路線察看；若發現不妥之處，仍可商量改正，同時可以確定何處可以發動華僑歡迎，而那些地方又應有何種表示？察看後均分別與我大使館、美軍及韓國方面接洽辦理。總之，此項交涉接運反共義士的工作，困難在所難免，但幸參與此事者及有關方面，均能密切合作，故能奠定圓滿達成任務的基礎。

    聯軍統帥部決定釋俘作業在二十日開始執行，我即告王東原大使轉告國內，準備接待。我於是日清晨坐直升機降落於義士村前草地；其他接待工作人員則分別乘汽車前往義士村大門前照應。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零五分，在義士村（亦稱印度營）等待了四個月的反共義士，第一批抵達自由門，自由門的彩牌上，飄揚著聯合國、中華民國、大韓民國及美國的國旗，反共義士服裝整齊，身背背包，走在隊伍前面的高擎大幅國旗，走在隊伍中的則手揮小型國旗，我在門口同他們前面的領隊握手，歡迎他們。同我在門口迎反共義士走出自由門者，尚有韓戰停戰委員會主持遣返工作的聯合國代表布里安少將等。義士們出村後，即按規定上車，整個車隊分段由車隊的領隊與憲兵護衛，向仁川方向出發。車隊浩浩蕩蕩，非常雄偉壯觀，而義士們於艱苦奮鬥贏得自由之後的喜悅興奮表情，尤其令人感動。車隊在公路上前進時，附近民眾都擠在大路兩旁，熱烈鼓掌，高呼歡迎口號。而我與美方計畫主持人，仍在高度警覺之中，顧慮中共與北韓可能搶俘；當然，我們已有所準備，但總是希望沒有意外發生。總算還好，從反共義士開始走出自由門到最後一人離開義士村，敵方並未採取任何騷擾行動，而所有中國籍的反共義士，也按照每人自己的意願，全部高興的回台灣自由祖國，並無一人願意滯留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