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卅四年二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漢中行營主任，我奉令接長第五戰區。二月廿五日，率少數人員由重慶飛抵老河口，李前長官迎於機場，次日李赴漢中，我即召開作戰會報，預作敵或於我新舊交替之際乘隙攻擊之處置。第五戰區的副司令長官有三個，劉汝明、孫震、郭寄嶠，參謀長由郭副長官兼任，所轄部隊為第二集團軍劉汝明部，第廿二集團軍孫震部，第四十一軍孫甦元部，第六十九軍米文和部，暫編第一師李才桂部，及憲兵、礮兵、戰防礮兵、工兵、通信兵各一團。並指揮第卅三集團軍馮治安部。

    因為李前長官將長官部的幕僚大部帶往漢中，我由重慶衛戌總司令部所調來的一部份人員，又還在途中，所以當時的作戰與情報參谋，只有兩三個人，而郭副長官兼參謀長此時還在商南指揮所，長官部幾成真空。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森孝，果不出我所料，突集結四個師團以上兵力，及各型飛機一○六架，向我豫西鄂北進攻，企圖破壞我陕南、豫西、鄂北空軍基地，以確保其平漢南段之交通。三月十九日，長官部由老河口遷楊林铺之王家營，三月廿二日郭副長官才到職，當留第一二五師汪匣锋部固守老河口，其餘都移駐襄河西岸，作攻勢防禦，南漳幾進幾出，襄樊失而復得，戰況極為激烈。而老河口則戰至四月八日被攻陷。此時，我正在玉皇頂高山上督導空軍支援第四十七軍之一○四師，對日寇作猛烈之進攻，幾番衝殺，終成拉鋸，敵方砲弹從我頭上掠過，幸未受傷。以後，就形成敵我隔河對峙。

    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廣播願接受無條件投降，我於次日即電蔣公條陳四事：1.注重綏靖。2.剿滅共匪。3.软化反側。4.縮小省區。嗣後並作挺進、受降、接收諸準備。因為第五戰區受降區迭有變更，最後才確定為許郾區，所以我於九月七日纔由老河口進駐南陽，九月十九日由南陽抵漯河，沿途所見，盡是殘垣断壁，慘不忍覩，想及當時人民受難情景，不禁為之心酸。而人民到處擺香案，燃爆竹，夾道歡呼「老長官回來了」，「老主席回來了」，更使人大為感勤。回想過去在河南八年，對於河南父老，沒有做到我心中想做的十分之一的事，他們竟對我爱戴如此，能不慚愧！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動物，我不但看到河南父老倍觉親切，就是連我過去所提倡種植的樹，經過戰爭摧殘，仍然青葱可愛，也發生一種特别的情感。不過戰後情形，畢竟比较過去差得太遠，例如過去有人批評河南省政，認為有三點難能可貴；（1）道路平。（2）無蒼蝇。（3）無野狗。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所見太小，區區之事，何足道哉！可是以往到過河南的人，都知河南的道路坎坷難行。蒼蝇紛飛，不敢随便進饮食。野狗横行，大街小巷無處不見，時聞咬傷行人。此三事過去認爲是小事，不足稱道，戰後重到此地，回思小事，非用一番精力，也不容易做到。抗戰八年，淪陷地區，如害了一次大病似的，應如何迅速善後?如何建設恢復元氣，確是問题，我唯有默然為我河南父老祝福！

    九月廿日，即中秋佳節，我於漯河正式接受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鹰森孝中將，第廿五師團長杉浦英吉中將之投降，當給予和字第一號訓令，對於集結於許昌地區之日軍第九十二混成旅，及第十四警備隊等，由第二集團軍負責將其解除武裝；集結於郾城地區之日軍第一一五師團，及第十三警備等隊，由第廿二集團軍負責將其解除武裝，集結於商邱地區之日軍騎兵第四旅團，由兵站總監部派接收小組前往接收。除商邱地區外，計俘日軍官兵二萬八千八百十六員名，馬匹二千零五十五匹，砲一百卅八門，輕重及機枪三百九十七挺，步騎槍一萬五千二百十三枝。

    戰爭業已結束，但願國家從此沒有戰亂，讓受盡劫難的中國人民，能够過些安定的好日子，各盡所能的，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建設一個富强康樂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使大家永遠有一個幸福美满的明天。

    民國卅五年一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奉令改組為鄭州綏靖主任公署，轄河南陕西兩省，指揮原第一、五兩個戰區的部隊，及新收編之孫殿英、張嵐峰等部，這完全是蔣公爱護我，因人設事。因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雖然他是我的學生與舊部，但此時他的资歷與聲望，實在沒有要我再指揮他的必要，而今硬要在他的頭上。加上我這一頂退了色的舊帽子，縱然胡宗南一向很尊敬我，但我總是如芒刺背似的，遂於五月廿六日電呈蔣公堅辭，並保薦由胡宗南升任，奉蔣公電復慰留。此時，適馬歇爾元帥的調停失效，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無功，終於匪我和談破裂，豫鄂邊區共匪李先念，率黄林、王樹聲、周志堅、關子清等股，號稱十餘萬之眾，分路向我軍襲擊四竄，並於柳林、李新店附近，大肆破壞鐵路電線、蔣公不得不令豫鄂雙方合力圍剿。我想剿匪要緊，個人去留其次，好歹打完這一仗再說。

    打仗是要兵力的，若要圍剿李先念，就必须要在隴海正面抽調兵力——唱「空城計」 （留張嵐峯等少數部隊防守），萬一共匪劉伯誠乘虛南下，局勢则不堪設想。有人以為我當時资格太老，處境艱難，穩則無過，要我慎重。我想起真好笑，過去，蔣公要我代理他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的時候，我感到资歷不够，现在又资格太老了，這教我如何是好? 好在無意戀棧，決心就冒這一次險吧。

    六月廿九日，我赴驻馬店指揮，後移駐南陽。時方酷暑，共匪李先念部在我豫西地方團隊到處截擊，及陳鼎勳、趙錫田各部等一個多月的窮追猛打之下，終於在郧縣以北之鄂陕邊區以內，將其大部殲滅。其餘化整為零，散匿各處，僅王震悍匪率三百餘人，遠逃甘肅，繞道回延安，造成抗戰勝利後，在剿匪戰役中唯一的大殲滅戰。此时我各追剿部隊尚在陝鄂邊境，而豫東魯西之共匪劉伯誠，果於八月十日夜間，以主力襲擊隴海路各要點，考城民權被圍，蘭封於次日被陷。嗣由我四十七師李宗田部克復蘭封，解考城民權之圍。第三師亦由潼關運輸趕到，加入戰闘。可謂不失時機，這次險總算我冒成功了。不料九月六日，我軍攻至鲁西磚廟等附近的時候，因第三師戰線比友軍過於突出，致為共匪劉伯誠所乘，第三師趙師長錫田重傷被俘，全軍後退。嗣我調集劉汝明、孫震兩部生力軍到達，終將敵擊退。斯時蔣公在盧山聽到參謀本部的請螅�以為我吃了大敗仗。因此我就被調為總統府戰略顧問，遂於民國卅五年的九月十四日，將鄭州綏靖主任職務交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兼任。

    當時有人為我不平，我自己覺得，既然辭職不准，這樣「大勝小失」之後調職，正是好的下場。而且在外獨當一面，只是自尋煩惱，现在內調，想嗣後再無是是非非。所以我不認為是 蔣公責罰我，且認為是成全我。

    澈底消滅共匪李先念部經過如耍圖。

    一個人有時候希望別人記得你，也有時希望別人忘記你。

    當我離開鄭州的時候，民眾前來送行的有兩萬多人，真使我感慨萬千。

    我知道，將從此結束戎馬生涯。這時我已五十五歲了。

    我回到南京，晉謁蔣公之後，本欲作「解甲歸田」之計，盖因當時的國防部參谋本部，對於剿匪進展判斷，所做的狀況判斷，其結論是：在六個月之內，可以將共匪剿滅。詎料，以後的剿匪軍事發展，却是「反向」的。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在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顾，需人接替。蔣公想要蔣銘三（鼎文）兄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我，徵詢我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都洞若觀火，除非出现奇蹟，很難「挽狂瀾於既倒」。但是我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拚命，義不容辭。」所以我向國防部辭行的時候說：「見危授命，我跳火坑，個人生死事小，但望大家以國事為重，這次要對我多多指導與支援。」

    民國卅七年六月十四，我率新任參謀長李樹正，随參謀總長專機由南京飛徐州，就任徐州剿匪總司令，由原有的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機構與人員改組。當時共匪陳毅的第一、四．十一及兩廣等縱隊，正在菏澤以東，鉅野以南地區，與我第五軍及整編八十三师，新編廿一旅激戰中，其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縱隊，於陷我泰安、大汶口後，圍攻兗州。劉伯誠匪部也由黄汎區趨魯西，欲躡邱清泉之後未逞，反噬開封。我於六月十九日飛鄭州，參謀總長顧祝同亦随即趕到，我欲放棄豫北，以救開封，俾利爾後之索敵攻擊，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獲實现。我於是日下午離鄭返徐時，河南耆紳孔新三等廿餘人，攔着我跪地痛哭，殊不知我當時的心情比他們更沉痛。當晚回到徐州後，急督劉汝明、孫震等部，迅速馳援，加緊猛攻，乃於六月廿六日克復開封。劉伯誠向南逃逸，陳毅向西竄犯，在睢縣以北鐵佛寺童王店附近，將我第六綏靖區副司令區壽年所屬之整編第七十二、七十五師及新編廿一旅予以包圍，我即以第五軍及整編第八十三師經蘭封而杞縣，兼程馳援，苦於劉伯誠匪部極力阻擾，進展遲緩，不得已乃將原擬用於解圍兗州之黄百韜部，臨時西調，與邱兵團合力夾擊陳劉匪部，黃兵團於七月二日趕到睢縣以北帝邱店附近後，也被匪轉用兵力將其包圍，幸經忠勇奮戰，予匪重創，兼以我邱清泉兵團於正面攻擊受阻後，改由侧背迂回，攻擊敵後，匪經力戰不支傷亡慘重，乃於七月七日四方奔逃，作烏獸散，造成一時的豫東之捷，將匪擊潰，人心振奮，是役黄百韜厥功甚偉，最高統帥特授以青天白日勋章，以酬其功。

    這是我一到徐州就四處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民國卅七的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線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随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我的對手有兩個——陳匪毅與劉匪伯誠。陳匪有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劉匪有七個縱隊，約廿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我所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清泉，第七兵團黃百韜，第十三兵团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是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剿匪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動，但徐州為四戰之地，難守而易攻。豫東皖北，又為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為求爭取主動，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匪伯誠。因陳毅劉伯誠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方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淮河之線取攻勢防禦，或增加兵力與匪於徐州附近决一生死。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請求將黄百韜兵團集結於運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為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為不利，不如决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避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资，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