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双方展开内戰初期，当國軍挥戈北进的那个短暂阶段中，汤恩伯率领的雄师，直似「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般的锐利与勇猛；较之以後，他于一夜失长江、半载弃东南的情况，其悬殊之处，真不可以道里计。为什么汤恩伯会前後判若两人？这或许与其个人的才能无关，似乎是气数所使然。

    抗日戰争初结束时，國軍的接收部队，大多数只是沿着各交通干线，进驻于大城市中，至于交通线两侧的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區，绝大部份仍为沦陷區中原有的伪軍继续据守着；此外，小部份则已为「还乡團」先國軍及共軍之前而进入接收了。只有极小部份，则在日軍撤出之际，迅速为共軍所占领——这是一切日占區当时的普遍情况。

    人们或许不大明白：抗日戰争既然已经「胜利」结束了，國軍为什么不立即一鼓作气的收复所有的沦陷區？为什么只仅仅占领交通干线上少数大城市？——這个问题，说来简单，实际上却相当复杂，并不单纯的为了那些地方已被共軍占领之故；事实上当时共軍所占领的城市，在总比例上说，尚不及全沦陷區的十分之一、二。一般来说，是由于交通不便，由大後方千里迢迢复员不易；加上当时國軍的数量不够分配，一时殊无法占领全沦陷區。归根结底的说：当时重庆方面实在不会想到会那么快便能戰胜日本，所以根本上没有作「胜利」「复员」的丝毫准备。自难免手忙脚乱没有头绪了。

    就在國軍停滞于大城市中，忙着接收日軍遗下的物资之时，共軍却在沦陷區裹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作，他们向据守城镇的伪軍及「还乡團」攻击，在國共内战尚未正式展开之前，沦陷區各角落，早已展开了这种内戰，——共軍与伪軍之间的戰争。这等戰争，有些是打得颇为激烈的，但由于人们只注意國共两軍的内哄，因而对这类戰争就忽略过去了。共軍在沦陷區中如此这般的戰斗、建设、组织，差不多经过了大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及至到了一九四六年夏季之後，國軍展开大规模进軍时，沦陷區裹的中小城市，十之八九已是经过共軍收复过了的。

    抗戰结束之初，首先由日軍手中被國軍接收下来的交通干线，是京沪线和津浦线南段，当时原驻于皖南、赣东地區的「第三戰區」顾祝同轄下的人马，抢先一股脑的都涌到京沪大小城市中了。紧接着各「方面軍」解除了戰时体制，许多野戰部队也皆开到了京沪區，一部份是准备下一步的调动；一部份即在上海经由海、空两路运向东北和华北。所以一时之间，长江下游區域，大軍云集，但其时停滞在这一地區，改编训练和担任防守的，却是两枝人马：一枝是原属第四方面軍王耀武所辖的几个軍，另一枝则是第三方面汤恩伯所辖的几个軍。只这两部人马，即达三十万众。王部皆驻守在蚌埠至浦口沿线，而汤部则与顾祝同部混驻在京沪线上。

    这三枝部队在这一带地區，前後停滞着将达十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们首先是改了装，——当他们方自後方初开到时，尚是草鞋布袜、破烂烂，经这半年过後，已非吴下阿蒙了，都换上了崭新而整齐的美式或日式装备，变成了國軍中的精锐。

    就在这些部队训练与改装期间，國府在政治上却也是大忙特忙：首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由延安到达重庆，國共两党开始了「和平」「團结」的谈判；然而发展到最後，不仅不能减少双方在各地的小磨擦，终于免不了大规模的内戰。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和平的定义，在國軍方面来说，那只是：「國軍有权向一切的沦陷區推进和占领，而只要共軍对于國軍的推进、占领、接收等等不妨碍、不阻挡，那就是和平團结了。」但在共軍方面来说，即是：「國共两党的軍队，既同是國家的軍队，共軍已收复了的沦陷區，國軍则应当无须再行开入了；各自守着一方，那不是和平了吗? 」——似这样的不同看法，就很难用客观的立场来评论什么。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间，國府方面终于颁下了向共軍进攻的命令。这时，最大的进攻，是由长江——汉口到上海的全线上，平面的向北推进。南京到上海的这一部份，就是汤恩伯兵團的戰區。

    所谓「兵團」，在这时期来说，是新创的一个軍事阶层，虽然在抗日戰争的前中阶段，曾经有过这一设置，但到了抗戰中期，由于軍事阶层太多，大有迭床架屋之势，因之被撤除了。此时，國軍又重新设了这一制度，但与抗戰期间的兵團意义不同，这时的兵團，略似抗戰时的集團軍，直属于陆軍总部，是一个具有权力、足以代替陆总直接指挥前方的机关，这机构的产生，自是基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此必要始临时设置。

    汤恩伯出任了内戰中的第一个兵團司令。在此同时，并无第二个兵團的番号。後来其它兵團的出现，却是在范汉杰继汤恩伯出任第一兵團之後，始同期扩建了六个兵團部。迨至一九四八年的夏季，始又扩编了十四个兵團。不过那时已将近内戰结束的阶段。

    國軍的番号，向来的传统法则，是「兄终弟及」，一个部队长升迁了，换一个部队长，但番号不换。一枝部队垮了，另建一个新部队，人事系统变了，但番号仍要保留。汤恩伯为始的第一兵團，前後共计是五代。即：汤恩伯、范汉杰、郑洞國、陈明仁、黄杰。若以这五代的「行事」来说，最光荣的一代，就是汤恩伯时期，因为这一代自从一九四六年的七月十二由上海出师，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五月间在沂蒙山區所发生的孟良崮戰役为止，十个月之间，是处于國軍之「胜利进軍」阶段的：以後的第一兵團，则一代不如一代了。

    当时汤恩伯兵團的组成，却并不是他本人从第三方面軍带来的那一部份人马，而是由王耀武第四方面軍的一部份，和顾祝同第三戰區中的一部份，另外加上了四个交通警察总队所混合组成的，其中做为主力的四个整编师：第七三、第八四、第十一（三个师）是王耀武的旧部；第二五师则是顾祝同的班底。当时这样配搭，國府原是有着计划的，因为是时王耀武已出任了山东省主席，而这个汤兵團进軍的目的地正是山东；另一方面，顾祝同即调任陆軍总司令，坐镇徐州，且兼徐州绥靖主任，第二五师师长黄伯韬原是顾祝同三戰區长官部的参谋长。如此安排，在人事方面是相当调和的。

    这些軍队，停留在京沪线上，经已十个月了，装备既已换得精良，训练得也皆成熟，正所谓人强马壮。由于自从抗戰胜利之初，他们就调驻这一线，十个月的停驻，许多軍官皆在这一线上成了家，讨下了「胜利老婆」，所以镇江、无锡、南通、扬州就成了这几个軍的「根据地」，在大軍出发之际，依依惜别者触目皆是。

    自从抗戰进入中期，这个江北地域，就一直成为共軍新四軍系统的「老解放區」。虽然这地區的若干城市多落入日本皇軍及汪精卫和平軍的手中，但城内、城外（共軍多在城外）是不会正式作戰的。在这地區的新四軍主要部队就有第二师、第六师、第七师等驻守着，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件」发生後，新四軍的绝大部份皆迁入这一地區，一时之间张云逸、罗炳辉、张鼎承、粟裕、郑位三、谭震林等皆云集此地，而新四軍的老总陈毅也在这裹。

    汤兵團在是年七月出发之前，虽早巳知道江北地區驻有共軍重兵，但由于从来还不與共軍接触过，所以对于共軍的情况，抱着一种神秘的观感；有些人甚至对共軍还有着不少奇妙的幻想。比如在一次会报中，整编一四八旅的旅长廖敬安就曾说过：

   「几年前在三戰區裹，我们與新四軍皆是同事，他们的不少将领与我们皆曾吃过饭，现在双方要作戰了，事先为什么不试探一下，先礼後兵，联络联络看看呢？」当然，这只是軍人对问题的看法，内中丝毫不夹杂着政治意识。

    廖旅长的话方说完，立即就被黄伯韬堵上了嘴。黄伯韬说：「话不是这样讲的，新四軍和我们固然同过事，而他们何尝不隶属过顧长官，如果他们肯讲关系，眼前此地共軍的副司令张云逸和本人就是保定同班的同学，民國十三年他先在广东第一軍里当参谋，之後在李济深第四軍时期，还跟随过中山先生的左右呢！如杲他肯拉关系，那么和领袖都有几重关系，只可惜人家不讲究这一套，所以廖旅长显然是不清楚他们的作风。民國卅年过年，叶挺怎样对付友軍？你问问士章兄便知道。皖南事件士章兄是主角！」

   第四○师的师长陈士章说：「人人都知道的了，我还说什么！不过，我也觉得私人交情不论多么好，人家是不理会的，什么事都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礼貌可讲的，打仗就是打仗！」

    廖敬安在第三戰區时，原隶属于第廿三集團軍唐式遵部任警卫旅旅长，後来调升第五軍任一四八师师长，当时他的驻地就和新四軍軍部靠在一起，他个人曾和新四軍不少高级人员是朋友，所以在会报上提出了「先礼後兵」的意见，这当然完全是感情的作用。其实，当时在座的整编第八三师师长李天霞，他原是一○○軍长，当他在一○○軍任师长时，軍长是陈琪，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之际，他也在三戰區，正受第廿五集團軍陈仪指挥，所以当黄伯韬等人谈新四軍的时侯，李天霞兀坐会谈席上不住地摇着头，这可说是见仁见智，各人看法不同。

    至于当时为什么会在会报上谈到这等问题，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那个阶段，这一线上的國軍皆尚未与共軍交过手，当时又是抗戰方告结束，在这一线上的许多士兵，都正在憧憬着复员回家，而共軍的宣传又颇成功，國軍士兵口中，都会说「中國人不打自己人」，以及「枪口外向」，普遍的在意识上不曾想到要和共軍作戰，这些口号汤恩伯也听见了，所以在会报上，纔会谈论到这一类的问题。

    当然谈也好，不谈也好，谁也阻不了内戰的展开，汤恩伯兵團，在七月十二日下达了进攻令，在出发的第二天上午，戰事就在苏北地面上东西两处揭开：

    东面是由南通出发的整编第十一师胡琏和共軍在白蒲接触了。一开始就是激戰。

    西面是整第二五师黄伯韬部，在扬州北面三十多里的邵伯与共軍接触了。也是一开始就是激戰。

    当这两面同时展开了戰事时，汤恩伯并不以为意，因为在当时的论调，共軍是无法戰得太久的，这是大多数人们的看法，但是抱着相反意见的人，在这时期也并不少，相反的意见认为：

    「在此时期，整条津浦线上由南京至徐州，沿途布满了大軍，蚌埠方面有原第三方面軍汤恩伯所辖的旧班底——李玉堂所指挥的第二○軍杨干才部、第二六軍丁治磐部、第一三軍石觉部、第七一軍陈明仁部等驻守着；宿县一带是徐州绥靖區副长官吴奇伟的三个皖东保安师和由和平軍改编成的孙良诚一軍；而北面徐州亦有着东北軍周毓英等原属何柱國第十五集團軍的原班人马；还有陈大庆、李延年两部皆有三个軍。似这等情况，苏北地區的周围，已经被國軍布下了铜墙铁壁，新四軍已是八面受敌，退无可退，共軍如若不硬打下去，那么向什么地方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