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可能是現代高官中各方評價最分歧的人物之一。大部份的人對他痛恨入骨，尤其是六十歲以上的臺灣同胞。却有一些人對他頗有恕辭。歷史學家沈雲龍先生是其中之一。

    陳儀任臺灣軍政長官時，我以二十六歲的少年，來臺灣救濟分署當小職員。地位上有雲泥之隔，家庭毫無淵源，救署又與長官公署不相雽伲�照理應無相見機會，不料在三十五、六兩年之中，竟有三次機會見到這位總綰軍政大權的新「臺灣總督」。

    第一次在民國三十五年初夏。當時鄭士鎔兄任長官公署機要秘書為陳安排會十位「青年才俊」（彼時並無此名稱），其中有後來任公論報總主筆，因政治冤獄，繫獄數年，出獄不久亡故的倪師壇兄，前幾年去世的張任飛兄，現在聯合報服務的楊選堂兄，我的姊丈，後來在福建為中共拷打死的周一凱兄和我等人。十人之中年齡最長的可能是倪師壇兄，也不過三十三、四，其餘都是二十多歲。陳儀矮壯、禿頭、緘默，在臺北賓館二樓東角一間客室內接見我們。他說話不多，聆聽每人對臺灣狀況的意見後，曾約略解釋說，臺灣經濟凋敝，民生困苦，一切當以與民休息為先。我不知陳找我們這些一無官守、二無聲名的少年去聊天，為的是什麼。他後來不曾再找我們談話，也未曾在這一羣人中擢用任何一人作他的部屬。這是否表示這一位久為諛詞謊言包圍的大官，心裏還有一點「勤求民隱」的想法呢？我也不知道。

    第二次見陳儀，則由於我寫給當時民政處長周惠生（一鶚）的一封信。惠生是我姊丈一凱的堂兄。約在三十五年秋，我寫信結他，批評當時「封房子」現象之荒謬絕倫。

    所謂「封房子」是從三十四年冬，三十五年初開始的，到三十五年春間臻於極盛。我寫信時事實上已成過去。三十五年春時，日本人尚未撤完，但日本公私有住宅無主。長官公署似已允許各機關就其需要，讓自己的職員去「封」房子，給私人住用。於是，所有各機關都印發一種二尺多長、三四寸寬的長形「封條」，給大陸來的職員，自己去找合適的房子，只要看好了，便可以把封條貼在門口。理論上這所房子，當日本人囘國之後，就由那個貼封條的人取得居住權利。這眞是天下莫大的便宜事。各機關有的每人限發一張，有的則可發數張。大家騎着腳踏車，帶着漿糊和封條，看見好一點的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上一貼。結果是許多庭院精美、屋子寬大的住宅門上往往橫七豎八，貼着若干張不同機關的「封條」。這種情形，尤以當時的幸町（今濟南路一帶）、大正町（今中山北路東側南京東路以南地區）、 宮前町（今中山北路東側民生東路一帶）、錦町（今麗水街）、福住町（今永康街）、昭和町（今溫州街）等為最多。封條旣如此浮濫，當然也就沒有實際意義。結果是誰首先住進去就走誰的。那時我未結婚，住在公家宿舍，不曾去貼封條。但是目擊如此荒唐現象，忍不住為了封信給周惠生，意思是日本私人住宅的性質政府還未下斷語，不知究竟是戰利品還是戰後的賠償？如果戰利品，則獲得這些戰利品的軍方有權處分；如為賠償則應由國家接收，成為國產後，依法出售、出租、撥用、 或作其他處置，不能作大陸來的官員私人個別行動。令日本人、本省人齒冷。那封信寫得很尖利，我姐姐反對，說：「你以為你一個小孩子說這些就有用嗎？他們根本就不會看的。」我姐夫一言不發地代我寫好信封寄了，還說「不能昧於匹夫有責之義」。他這種態度想來正是後來他在大陸上被紅衞兵毒打而死的原因。

    信寄出後，周惠生不曾囘信，也未曾提起過這件事。某一天，我服務的救濟分署署長錢履周（宗起）先生忽然和我說：「明天上午某時，陳長官要你去見他。」我依時而往。陳面色不怎麼和緩，說：「有人告訴我，你認為日人財物，我們不能處分。」我說，不是這麼說的。戰利品是戰場上虜獲的東西，不計價。賠償是有代價的。我們要多少賠償，日本人付多少，抵付賠償的日人財物一草一木都將計價抵付給我國政府。這些東西等於是政府花錢買來的東西一樣，臺灣的日本人私人財產究 竟是戰利品還是未來賠償，還不知道，不應該讓私人隨意佔領。陳無言，我還說了些什麼，年深月久已不記得。最後他說，你可以去看看何孝儀。何是當時負責日產處理的人，我沒去。

    和第一次與我們十個青年會談一樣，我至今不能了解陳儀要我去見他的意思何在。當時他威嚴赫奕，幕府人才衆多，絕無向一個低階公務員少年求詢意見之必要；而且他詢問時的口氣亦無好奇意味，毋寧帶幾分責備和教訓的意思。但我旣非他的部屬，亦非他的故舊子弟，他也用不着以這樣的態度對我。他這次召見我的動機，我迄今不解。

    我與陳儀第三次見面則頗值得一記。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三月九日，大陸來的軍隊進駐臺灣。十日或十一日一早，錢署長履周請視察室主任楊靖之先生派一個人去新竹縣（包括今桃竹苗三縣）濱海地區去視察救濟物資倉庫是否已被搶刼。當時那些地方還在暴動民衆控制之下，因此，錢署長向長官公署請派四名武裝衞兵護送。我在視察室服務，錢先生問我敢不敢去。我說，無家無室有何不敢。不過，切不可有衞兵護送，以免危險。於是我就乘一輛吉普車，於次日清晨出發。同行的除司機外，還有一位張天扶兄，擔任翻譯。

    吉普車一過臺北大橋進入三重新莊地區，就看見頭纏布條、手持各種「武器」的青年，三三兩兩散在路旁。我的車子數度被攔下，經司機與翻譯解釋，都順利通過。 那些攔路的青年，在我的印象中，像流氓的不多，多數比較像我們在大陸上鬧學潮時的學生。馬路旁樹上掛着布條，有一幅寫着「我純情學生軍赫赫戰果，支那軍全滅」。這是我在六天之中，穿過新竹縣境所見的最火辣的一個標語，也是酷似二次大戰中日本報紙新聞標題的一個。

    我經過的地方有楊梅、 八德、後龍、紅毛等地。旅程中曾記有簡單日記，某次搬家時失落了。我記得，在楊梅或其附近一鄉鎮，一位姓「范姜」的老先生招待我晚餐。其時各地動盪未已，餐廳多已停業，但范姜老先生找到一家開門的。他用我勉强能懂的客家國語說，這種衝突與數十年前的閩客之爭是一樣的悲劇。

    在整個行程中，我視察了救濟分署寄存各處的救濟物資，主要是麵粉、奶粉及醫療物品。所有物品都毫無短缺。當初救署自己未曾派人去管，只委託當地機關，如農會代存代發。雖然各地的治安單位都在這一場燎原之火中，短暫地失去了功能，但各地，特別是鄉村地區。竟寧靜得如未有事端，鄉民生活如常，銀行、郵局、商店都營業，小學校也未停課。這使得我這剛剛從颱風中心的臺北驅車來到的人深為詫異。各地的外省人可能曾遭到類似在臺北的羞辱性的攻擊；不知有無死亡；但似乎卽便有也不多。有一些人聽說被集中於學校教室中居住，我不曾看到。每到一處，當地人都說我是事變後第一個由臺北來的外省人。幾天之中，除了途中曾有一、二次遇到橫眉怒目的少年，盤問一陣，由翻譯應付過去之外，未曾有過不愉快的經歷。夜宿旅社亦無騷擾。後來聽說，當年地方擾嚷最烈的是嘉義與高雄。新竹縣比較安靜。

    有關這一段經歷，他年我會儘記憶所及記述下來。當時囘臺北以後，向錢署長報告了經過。錢先生深沉地聽了，未置一詞。幾天後，錢先生忽然告訴我，「陳長官知道你去過一次新竹鄉下，要你去報告一下。」此時，陳長官之去職已成定局。誰都知道他無可留之理。全省亦已重入國軍掌握。我在新竹鄉下所曾見過的那些混亂中維持秩序的本地父老，多已不知生死。我不知陳長官還要再聽這些已成過去的閑話何用。但當然是遵錢先生之囑去了。

    第三次晉見這位「臺灣總督」，也是在長官公署，覺得他依然是那樣沉穩、自信，沒有笑容，也沒有不愉。以記憶所及，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到過的地力都不太亂嗎？」我說是。於是我將一路見聞如實陳述。儘量不用表示是非曲直的形容辭。我記得，曾强調地說，臺人對外省人以毆辱為主，罕見殺戮；我說，我們有這麼多的外省人在此，究竟 那一家的親人被殺了，我不知道。對財物以毀壞為主，罕見搶刼。對婦孺未有殘虐行為，亦未聞有强姦婦女之事。他一直聽着。結果原定談話二十分鐘，竟超過了十多分。說完了，他未發一語。微喟一聲，我乃告退。

    事隔十數日，遇見後來任糧食局肥料運銷處長多年的康璧丞先生，康先生不屬陳的親信，但與錢履周先生交情深厚。他的日本話說得極好，但非常痛恨臺人親日的情緒。他問我：「聽說你去過一趟新竹縣鄉下，居然安然無恙。」我說，鄉下沒有什麼。他說：「陳長官當初怕臺灣人民負擔太重，反對中央駐軍。結果却發生這件事。要是駐軍多一點就沒事了！」我心裏想，如果是軍紀不佳的部隊越派得多，爆發可能越快。不過我沒有說出來。

    這些事已過去四十年。四年多前，救署同仁在臺糖聚餐，我與張天扶兄又見面，追憶當年，十分感慨。我至今相信那一場悲劇，若是中央只派少數精英行政人員和部隊，來指導臺灣本地人建立以臺人為中心的地方政府，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現在我再補敍一下三十四年冬以迄三十六年春的一些見聞瑣憶。

    三十四年冬，國軍登陸臺灣，臺胞從基隆到松山沿公路歡迎，場面熱烈。我却未躬逢其盛，其時我還在重慶。三十五年初我來臺北。車行經過愛國西路，到三號水門附近的救署宿舍（後來好像改為紫雲旅社），我的感覺是愛國西路簡直像公園。

    在救署上班後，公差到各縣市鄉鎮，發現臺灣很小的鎮市都有自來水。長途電話則幾乎全省較大鄉村都可搖通。這種狀況比當時內地進步得多了。抗戰期間我在沙坪壩工作，附近的村鎮除磁器口、小龍坎之外，其餘皆不通電話，自來水更沒有了。民國二十六年冬，我由南京逃難經江蘇的江北裏下河區城到南通登英國船去上海，途中經過江蘇興化縣的淳沱，那是一個有二三百戶人家的大村子，但沒有一個人家有玻璃窗。農民房舍連窗都沒有，只是牆上的一個洞。冷天用草塞住就是了。整個村莊，正如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所形容的雲南鄉下一樣，沒有任何表現公權力和現代生活的東西。包括稅局、警察、醫院和郵政。電燈、電話當然沒有。信件也得到附近鎮市去拿。而那個地方不是雲南的鄉下，而是空中距離南京不過二百多公里的江南繁盛之區！

    當時的臺灣，如依國民所得而論，或許大致與沿海富庶區相似，甚或稍遜，但是公共建設，包括鐵公路交通、醫院、教育、水電、戶口等等，確非內地任何一省的鄉下可此。而接收人員多半來自貧苦的內地，有些軍人還是西南拉伕來的不識字的兵。我想，這些落後形象及紀律的敗壞，如前擧的「封房子」，是令臺胞對大陸人產生藐視，並轉而懷念紀律嚴整、公權力强大的日本殖民政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