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陕南撤退後的次一步骤

    陕南撤退以後，我方以陇南为防线，从天水、徽县、成县、双石铺、略阳到武都，大约有一百八十华里的防线，在此敌人曾一度以两军兵力来攻，为第三军盛文所击退。总统下野後，命令迅速派遣三个有力的军到西昌去。

㈡解决王陵基的计策

    卅八年六月局势已急速地逆转，那时有几个人向胡先生提出一项建议，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向他说：「汉中养不活三十万大军，我们必定要去四川，而王陵基闇於刘璋，觊觎四川却甚於曹操，今日不取，必为他日之患！」主张以四川为根据地更早也有人提出，薛敏泉（薛人仰的胞兄）在三月里已经讲过了。我主张王陵基的四川主席还是由他担任，但四川最後一定要控制在我方手中。我们可以在部队里挑出优秀团长，推荐给王陵基任命为县长，原来的县长只要服从指挥，一切可让他去做，并且可派兵保护他，实际上则等於武力干涉。有不服从的，立即将其免除，另行任命。起初第一、二个县长王陵基一定会勉为其难地接受推荐，他总不至於连一位县长的推荐都不接受。这样推荐一两个过後，就有前例可援了。以此种方式，不久便可不费一兵一卒地将四川各县逐一掌握於我方手中，这是我对掌握四川的设计。可惜我的建议并未能获得实现。

㈢从甘肃仓惶入川

    继陕南撤退之後，胡先生接获领袖电报，「调一军赴兰州、二军赴西昌」的命令，当时领袖已经下野，不能公然奉其命令行事，胡先生和罗列参谋长商量後，计划将领袖的电报变成胡先生的建议，向代总统李宗仁报告。岂知李宗仁的回电却是：「以有力之一军在泸州策应作战。」妙哉！泸州到重庆三百公里，等於六百华里，如何能策应作战？并且说：「以有力之一军控制广元。」广元到重庆也有五百公里，将兵力作如此分布，李宗仁的用意显然有意使兵力分散，後来他又命令部队不得撤退，须等到秦岭封冻之後才撤。奈何这一年上苍似乎有意要灭亡我们，直到十二月的严冬，秦岭仍不封冻，甚至连雪都不下。这时蒋先生已到重庆，情势告急了，需要我们部队即时撤下来保卫重庆，但路途又何其遥远。第一军从天水撤下来开往重庆，第三军从镇安、汉中、秦岭方面撤下来，也开往四川。重庆告急後，领袖本来派六百辆车担任部队运输，结果只来了六十辆。领袖的电报到达时，盛文的第三军已经过了汉中，而领袖也未指定由第一军救重庆，国运到此，好像已注定无法挽回。本来蒋先生的电报应该指定由那几军支援重庆，但却没有。仅由宋希濂的部队在重庆孤军奋战，打到全部瓦解，最後把认为最精锐的罗广文部队送上去。（有人说罗广文有十个军，实际上只有十师，照编制额应为卅万人，却只有十万人。）共党从秀山、酉阳攻下来时，也不过几万人，却把罗广文的部队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

㈣「天下第一」的罗广文

    本来中央曾派一视察组来监视罗广文，这个视察组由何志浩担任。何志浩有一个兄弟何志洪和我很熟，我曾告诉何志洪请他哥哥不要做这种类似於监军的事。中央这种决策是错误的，不相信一位司令官却相信一个参谋。历来实行这种监军制度的没有不失败的，唐、明都实行过，而且都失败，我们仍然采用它。当然只有注定其失败命运。当时罗广文应付这个视察组的方法是给何志浩买一栋三百万元的花园洋房，同时为他买了一个姨太太，你知道其後果如何？这位视察组长向中央报告罗广文是全国最优秀的部队，天下第一，所以罗广文的部队在危急之际，并不马上动用，打算保留为最後的救命本钱。蒋先生一直都这样计算著，那想到才拿上去，一夜工夫就完全崩溃！

㈤用之而不能信之的监军制度

    军、师长用之，而不能信之，委派他人监视之，试想指挥官的心理将会起何作用？何况所派的人又是平日不肯在前线作战的人，要不就是在前方作战失败者到南京去活动一番，就可委派为视察组长。视察组长多数是根本不能作战的人，就算并不昏庸，也绝不是高明一级的人。作战非靠真本领不可，假若敌人比你略高一著，你就非失败不可，一点都含糊不得的，监军制度委实使我们自坏了阵营。

㈥重庆、成都保卫战

    我们部队从甘肃开到四川时，大局已无可挽回，第一军开到重庆时也迅速地瓦解，这是胡先生的基本部队，至此已回天无术。总裁当初叫俞济时打电报调遣援军时，原指定第一军首先入川，胡先生曾讨价还价，说第一军撤退不及，因为第三军已经先撤下来，他希望由第三军去。其实盛文的第三军并不比第一军差，当时最有力量的就是这两支部队。俞济时很不高兴，总裁因而再来电报说：「据说你不愿拿第一军出来，我晓得你的意思是非到最後关头不用这支部队，但现在的重庆已经到最後关头了，如果第一军再不来，恐怕再无用武的机会了。」胡先生说：「好，我将第一军、第三军共同开来。」总裁本来指派六百辆车担任运输，结果连一百辆都不到。第一军有三个师，两个师配备有汽车，一个师则步行撤退，很多车辆半途损坏，有些是司机中途拒开，其撤退之狼狈可以想见。最後一六七师在南温泉丧失，七八师在白市驿机场覆没。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本来总裁一早就要离开白市驿机场，却一直拖到下午才起飞，因为白市驿机场全是尸首，需要清扫战场，把尸体清除後才能上飞机。总裁又到成都去待了十一天，这十一天是可以不要待的，等了这十一天之後，部队再也无法撤退了，因为总裁至成都，共党部队从重庆北上分数支攻成都，国军部队不能不保卫成都。一直等到总裁离开成都之後，我们才能往西撤入西昌，无端耽误十几天，使多数部队都在成都覆没。

㈦撤退太迟之过

    汉中和成都的撤退太迟颇贻误大局。总裁很奇怪，西安是他叫我们撤的，但汉中和成都却没叫我们撤，汉中如果早撤，可以救重庆。如果以最坏的打算和共党一起在重庆同归於尽，那么他要占领重庆和成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大陆的情势还要延长下去。由於撤退太迟，在重庆我方部队在仓惶中硬是被全数消灭。如一六七师的师长、副师长、团长都殉职了，一六七师连续死了两个师长，伤一个，被俘一个，所以到台湾来连抚恤都无法办理，国防部说是没案可查。当然是无案，张三战亡，李四继之殉国，短期中连续不断的惨烈牺牲，当然无案可稽……这些惨重的牺牲都是撤退太迟造成之过。

㈠西昌的残军

    这已经是大陆沦陷的尾声。从成都突围出来到西昌只有数千人，原来还计划空运一师进西昌，结果只运了一个团，七百多人，这是从成都突围的廿七军所仅剩余的部队，连眷属在内大约有二千多人。另外九五军胡长青有一千四百人。此外北面田中田（河南民军）、张天翔（团长）、樊仲璜等三人的部队共有二千人。田中田和樊仲璜都不是胡先生的部队，他们到西康後都要求胡先生发粮发饷，接受胡先生的指挥。南面会理附近有宋希濂的余部一二四军约一千四百多人，三三五师王伯骅团长有四百多人。田中田後来收复了康定，由田中田当康定县长。另外还有夷人的地方部队，全部军队总共约有七千多人在西康。我非常不解何以当时胡先生没把这七千多人集中运用，他始终只守住了外围。後来在祭妖沟、甘相营一战，胡先生带领长官部的人在这里全军覆没。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的部队丢得情况不明，副军长张桐森越金沙江逃到云南，经云南边境到越南，而後又到台湾，後来死在台湾。他是宋希濂的部下。

㈡入西昌的失策

    在西康共党的主力是六二军，我方的处境已经极为狼狈，夷人都帮助共党，我方粮食的供应，发生极大的困难。总裁的常识也不够，他不知道西昌是不能守的，他自己到过西昌，西昌邻近只有二、三十里的小盆地，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土地非常肥沃，鸭子长得和鹅一般大。西昌的板鸭像鹅，鸭肝一个四两重。此处虽然肥沃，但地方太小，山上种包谷，夷人和云南人一样每年放火烧山，以草木余灰为肥料，撒下谷种，直到收获期才上山收割。一年只种一季，收成後草又长了，第二年再纵火烧山。这就是所谓的「刀耕火种」。由於生产方式的原始，所以粮食缺乏，好一点的粮食是青棵，和麦子一样，但颜色是青的。如此一个地方，顶多可以维持七、八千人，假若调一两军进去，则必然饿死。在成都时我就说不能去西昌，去了就是一条绝路。我曾说我们部队不是不能打，而是这个局面下不能打，敌人四面围困，刘伯诚的部队也下来了，我们根本无法打。

㈢入川楚豫陕边区的构想

    当时我主张重新打回川楚豫陕边区，这个地方你们研究近代史的不太注意一椿事，清朝的川楚教匪案，曾杀了四个清朝大将，统兵官始终无法把这地方的乱局平定。後来太平军兴之後，这批人便加入了洪杨军。章嶔写的《中国通史》很有名，虽然是照抄的，他上面就提到过这桩事。後来萧一山写的《清史》更荒唐，也有这一段，但都没讲到川楚教匪案如何结束。民国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梵天庐丛录》有十六本影印本，里面讲到三桩事情很详细，即川楚教匪案，洪杨事变和八国联军。川楚教匪的下落只在这本书里有，教匪案的发起者是贵州人，这地区到现在还是原始森林，很富庶，和外界完全隔绝，保存著原始而且家给户足的生活。我主张撤到这个地区来，在此可以生存下去，而且可以打游击。胡先生在河南的声望很高，假如他不死，回去选河南省长，百姓自由选举他都还有当选的可能。胡宗南的第一师在河南是老少皆知。在这个地区沿豫西山区过去，有桐柏山、大别山的掩护，可以在这一带抢粮抢壮丁，敌人来犯则可躲入山区，在这个地区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有所发展的，但到西昌则是死路一条。

㈣离开西昌

    在西昌，胡先生的幕僚曾建议四策：第一策，保留飞机预备飞台湾；第二策，死守云南；第三策，找一个海岛撤退；第四策，死守西昌。幕僚作这种建议时，西昌当时还只有首批朱光祖的七百部队到达，其他部队都还未入西康，因此胡先生当时决定采第二策去云南，而以第三策辅之。待後继部队到达西昌後，胡先生很高兴，觉得实力已增强，所以打消去云南之策。最後撤退时，总裁派两架飞机去。一架接他，一架接西康省主席贺国光，一共才出来十几个人。他们先到海南岛，海南吃紧後，空军撤退，他是海南岛最後一批回来的。我则从成都撤退时，直接到达海南岛後来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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