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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第二二六——七兩期，曾連續刊露許克祥團長「馬日事變回憶錄」全文，以當事人紀述當時事，不啻時下電影明星之隨片登台，真人真事，有聲有色，使此全世界共黨第一次受到武裝攻擊時之史實，得以留傳，彌足珍貴！

筆者當時適於役武漢，與汪精衛、唐生智諸氏頗有過從，惟往事成塵，早已如夢如幻，今得讀許團長大作，而曩年陳跡，又一一湧上心頭，偶因技癢，爰就記憶所及，暨所保有之斷簡殘篇資料撰成此文，試投春秋，狗尾續貂，不暇計也。

    按民國十六年間，國民黨中央已分裂爲二：一個在南京，一個在武漢，即民國史上所謂的「寧漢分裂」是也。南京的中央，以蔣總司令爲中心；武漢的中央，則以汪精衛爲傀儡，實際則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及第三國際派來的魯依所操縱，中國共產黨則在其卵翼下求生存。鮑羅廷等手法高明，始終利用國民黨左派爲擋箭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的「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之下，極盡搞風搞雨之能事。當時長沙爲共黨在兩湖（湖南、湖北）赤色恐怖的中心，亦爲其勢力的大本營，殊不料在長沙「馬日事變」中，居然一敗塗地。其所以迅速的崩潰，實有其遠因與近因：就其遠因而言，共黨認爲這是「農民運動進步得太快」而其行動又過於幼稚。即如當時共黨之「湖南各團體代表請願團」代表簡傳良向武漢國民黨中央所作報告云：「這次長沙事變的遠因，是農民運動進步得太快，又缺少經驗，乃波及於軍隊之故。」

    其時陳獨秀對於此點，亦曾在武漢中央作出報告，據陳道：「湖南初期的農民運動，因缺少黨的指揮，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動，如捕人、罰欵、阻禁、企圖均分土地等等，都流於過火。同時又舉行宗教革命（如毀廟、毀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如婦女解放）等，遂引起一般社會之驚恐；土豪劣紳復捏造許多事實在軍隊中宣傳；反對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對民衆運動之右傾份子更從而張惶其詞，使湖南出身的軍官咸抱不安，對湖南農民運動多少都表示不滿。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共黨對於這次潰敗，除了陳獨秀所謂的「幼稚行動」之外，另據簡傳良的報告云：

   「這次長沙事變的近因，則是謠言挑撥，說農民自衛軍要奪取駐在長沙的唐生智所部第三十六軍和第三十五軍的槍械。兩軍聽見了這個謠言，就同時戒備，在駐紮地點滿布沙包，各商店也因之罷市。恰巧那幾天長沙北門起了一次火警，農工糾察隊去維持治安，和當地駐軍又發生衝突，於是謠言更甚，加之夏斗寅在湖北叛變，長沙謠傳武漢的國民政府已經解體，武漢秩序紊亂，汪委員（指汪精衛）跑了，譚委員（指譚延闓）逃回湖南了，鮑顧問（指鮑羅廷）被槍斃了，人心越發搖搖不定。到了二十一日的晚上，農工糾察隊就同長沙駐軍發生衝突，事變於是掀起！」

    至於武漢方面，在事變前數日原已風聞許克祥團在長沙有異動之可能，武漢當局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準備緩和湖南方面的情勢，迨「馬日事變」掀起後，鮑羅廷異常焦急，急欲與特別委員會五名特派員譚平山、陳公博、彭澤湘及唐生智所指派的周鰲山、鄧紹芬等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一面查辦農運行動過火。此事是經鮑羅廷親自決定的。但一直到「馬日事變」後的第四天，即五月廿四日夜間兩點鐘，在武漢的汪精衛才接到唐生智自河南前線打來的電報，表示唐本人對於這一事變的態度。第二天（廿五日），武漢當局始着手處理這一問題。據汪精衛當日在武漢中央報告時說：

   「唐（生智）總指揮昨夜有一個電報來，是拍給譚組安同志和本席轉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內中包含有三個電報：其一是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張翼鵬於廿一日拍給唐總指揮的電報，說是十九、二十、廿一等日，長沙農工糾察隊和駐防軍隊發生衝突，糾察隊分三處搶奪第三十五軍留守處的槍械，同時並揭出打倒三十五軍的紅旗，三十五軍爲自衛起見，乃將糾察隊解散，秩序雖然恢復，情形仍很嚴重。本人（張自稱）供職無狀，未能事先預防，應請嚴加處分。其二是湖南省執行委員會廿二日拍給唐總指揮的電報，不外說湖南的農工運動，流弊太多，以後應設法消弭等語。其三是唐總指揮的復電，告訴他們三個辦法：（一）駐長沙各軍，暫時統歸張代主席指揮；（二）召集長沙軍界官長全體會議，討論辦法；（三）以全體會議署名，貼出如下各種標語：『擁護中央黨部』，『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軍事委員會』，『擁護聯俄聯共工農三大政策』，『擁護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擁護佛化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一致革命』，『剷除造謠惑衆的反動派』，『擁護第二次北伐』等。」

    汪精衛接着又報告說：「唐總指揮在來電中表示，此次湘垣軍民衝突，必有奸人挑撥離間，應請中央派員查明處理，並派出總指揮部秘書長鄧紹芬隨同中央特派員前往調查解釋，以免再生誤會，惹起糾紛。」

    唐氏這次由河南前綫拍回的電報中，對於如何查辦「馬日事變」主角許克祥一事，根本不提，只說已請張代主席約束所部軍隊。似此情形，當時的武漢中央亦只能等待特別委員會到長沙調查擬定辦法後再議。

    接着鮑羅廷及五名特派員于五月廿五日正午十二時由武漢出發，直赴長沙，當晚到達岳州時，即由彭德懷密告，許克祥已拍來一逮捕與就地槍決之電，鮑等聞之驚駭萬狀，六人皆連夜逃回武漢。他們回武漢後，對於湖南問題却擬定了幾項辦法，其經過及內容是由陳公博向武漢中央報告的，陳在會議上報告說：

   「上星期三（五月廿五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派譚平山、彭澤湘、周鰲山、鄧紹芬及本席五人組織特別委員會赴湘調查軍隊與農工之衝突，同行的有鮑顧問。吾等行抵蒲圻縣時，有人說長沙已經無事，又有人說長沙情況仍不好，是不能去的。於是，吾等在蒲圻發出兩電致岳州駐軍周團長，周却復電歡迎特別委員會赴岳。當晚十二點半吾等到達岳州，在岳州又得到長沙不大好的消息，還主張譚平山、鮑顧問、鄧紹芬先回，暫留周鰲山及本席二人在岳觀望一下，嗣因在岳州無大作用，遂面請周團長將特別委員會的意思轉達長沙。因當時須有一個決定，遂主張湖南省政府改組，軍隊不得再與人民衝突，制裁越軌軍人，善後靜候中央處理。」

    陳公博報告後，總算勉強交差，至於特別委員會上項意見中所謂「制裁越軌軍人」一點，目的在使長沙反共行動成爲非法。這一辦法，經武漢中央轉知唐生智後，也獲得唐生智的支持。唐乃派第三十六軍副軍長周斕赴湘執行。武漢中央也任命周斕爲中央特派員。周斕行前，曾與汪精衛面談數次。事後，據汪氏在中央報告云：

   「長沙事件應有一個處置辦法，今天（六月三日）三十六軍副軍長周斕，亦係中央特派員，曾面告本席，謂執行中央命令一層可以做到。制止軍隊、制止農協，應該同時進行。此次長沙衝突很厲害，農會與軍隊自相殘殺，並聞何鍵軍長的哥哥及某團長在事變混亂中均被殺。如只制止軍隊，不制止農會，亦屬不好。目前處置，應制止軍隊，制止農會。因爲不制止農會，則湖南人民更形恐慌；只制止農會，則軍隊將日漸刁難。」

    據筆者所知，當時周斕與汪精衛洽談結果，對於特別委員會所提意見，除「湖南省政府暫維現狀」外，其餘各點決定辦法如下：

   （一）湖南省政府暫維現狀，由武漢中央體察情形，決定改組辦法。

   （二）湖南省黨部及農民協會、工會等均應改組，其改組辦法由武漢中央決定之。

   （三）長（沙）岳（州）一帶部隊，均歸副軍長周斕指揮，所有越軌行動之軍人，由周斕查辦。

   （四）軍隊及農民武裝團體，均應即行停止軍事行動，如有不服制止者，當執行革命紀律，予以嚴厲之制裁。各部隊之進止，須聽周斕指揮，各農工武裝團體應回原地，兩方均絕對不得有尋仇報復舉動。

   （五）其他一切事宜，均歸特別委員會辦理。

    上述處置辦法，在表面上雖是出於所謂特別委員會的建議與唐生智的同意而經武漢中央所決定，但實際上皆是出自鮑羅廷的主張與中共的同意。雖然當時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魯依極力主張採取暴動的手段，但鮑羅廷却堅決主張利用武漢中央及國民黨左派爲解決問題之幌子，以維持與左派的合作。當時鮑羅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爲了此事，曾表示如下的意見，鮑說：

   「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什麽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我們工農運動做得太過火，我們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結果弄得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我們現在必須向國民黨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的合作，儘量利用他們，才是中心問題，假若現在我們與他們決裂，便是中國革命完全的失敗，我們將變成甚麽也沒有了。繼續與國民黨合作，便是指的與他們現在武漢的中央合作。國民黨武漢的中央現在還是好的，我們若離開他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若不是決裂便是政變。現在我們黨內有此危險的傾向，我們應該攻擊此一傾向（暗指魯依）。農民運動只要能做到減租減息鄉村自治等，便是我們的勝利，便是土地革命。」

    共黨對國民黨左派的讓步，實爲需要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爲了迎合左派，乃以杜絕「幼稚行動」爲由，企圖恢復並擴大其農村政權，遂利用武漢中央及湘鄂贛三省黨部聯席會議，通過關於「成立農村自治機關」的決議案如下：

   「爲整理及發展農村民衆運動起見，應急速成立農村自治機關。但國民政府（揩武漢中央及汪精衛等一班傀儡）一面使農村民衆已得之權益得到保障並得合法行使，一面嚴禁任意危及個人之自由及財產。但國民政府農政部所擬縣區鄉自治暫行條例草案尚未公佈；即使公佈，亦非短暫時間所能實行。爲應付此過渡時期，應即設置縣區鄉自治籌備會，使在國民政府主管機關特派員指導之下，擔任縣區鄉民會議及縣區鄉政務委員會之籌備，並代行縣區鄉民會議及縣區鄉政務委員之職權，以杜防民衆之幼稚及不合於中央訓令之行動。」此一決議案，自有其天花亂墜的大篇理由，把汪精衛等蒙在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