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2002年11月初，岛城迎来初冬的季节。我在静静地写作之余，每每打开那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想看点新闻什么的。但屏幕里全是喜迎中共“16大”、全民造势的肉麻镜头。媒体大肆渲染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的所谓欢庆场面，甚至刻意割断历史，将推动经济改革的业绩全都算在邓小平、江泽民之流头上。而改革主将胡耀邦与赵紫阳，则被排除在外。中国是个处处造假的王国，举世闻名。王海带墨镜打假，竟还成了人物。然而，打假最关键的是要打政治造假，特别是统治集团造历史的假。什么日本鬼子都是共产党打败的；刘少奇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6．4”全民爱国运动是一小撮黑手背后操纵的，云云。然而这些政治造假，还就有那么些“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人信；还有那些连自己都不信、但却奴颜媚骨地推波助澜、让人信的主儿。于是多数人都加入了这种莺歌燕舞的队伍：打倒刘少奇他们举手欢庆，平反刘少奇他们还举手欢庆；“6．4”爱国运动兴起时他们欢呼，镇压“6．4”爱国运动他们还欢呼。我真不知他们活着的还是不是1个真实的自己。
    2002年11月8日上午，中共“16大”开幕，我从头至尾看了江做的报告，通篇高唱“创新”旋律。我计算了一下，有100多个“新”字，但却全是空喊口号，毫无新意。平心而论，这报告远不及该党“13大”报告那么开放，有内容。“16大”结束时，便又“选”出了他们的所谓新领袖集体。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简历，全都是一批共产体制中培植出的技术官僚，根本没有人文科学素养。他们只懂工具，不懂人；只知心之外的管理，不懂心之内的调治。或者他们自己就已经人性工具化了。你在他们的讲话和行为中，不难看出党的“训服工具”的做派。工具只服从指令，遵循程序，而不会张扬自我；更不能尊重他人的自我。由此可见，当今中国领衔治国的是清华、而不是北大。老“北大”出来的人，多几经磨难，由于敢于异议，而被边缘化了。这种力排人文领袖、独树技术官僚的治国之谬，恰恰正是中国特色政治管理的病痼。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媒体是党的传话筒，整天煽动全众欢呼、四海拥戴。其实这种媚态文化现象，为中国历代有骨气、敢端“寒酸”架的文人所不齿。我一面看着一幕幕奴态百出的电视画面，一面就在反思中华文化的本质。这个民族至今未能经历一次文化批判思潮的洗礼，也没有产生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异议精英，来激化民族的创新精神。我为此而痛苦。在我看来，中华媚态文化的劣根性表现为以下两个品种：其一，最经典地表征在中华民间妇女的“裹脚”审美意识中。我形象地称这种文化为“裹足文化”。1个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来，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我很难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孙们会大胆冒险、实验与创新。另1种媚态文化是官场上的“冠饰文化”。中国官场历来以顶戴表现身分与级别。官大一级压死人，君臣之别在冠，官民之别也在冠，从上至下形成了权力体系的金字塔。
   
    如果说“冠饰文化”，一级奴一级，排斥了国家管理的民主化；那么“裹足文化”，则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会个体发展的自由化。这两种文化板结一起，便结构出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社会模式。有鉴于此，我更进一步领悟到：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实在是太少了；他们借助批判与异议，解构全民族已根深蒂固了的态文化也太有价值了。想到此，我便以狱中思想犯的特殊身分，写了一封《高扬“批判兴国”的风帆》的公开信，通过看守所向上转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