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贯彻人权普世价值观国家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建立了普遍
   和谐的“自由人社会”。在这种社会的结构中，权力的法理性特征，
   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内充分保障自然人自由组成“社会人”的权利。这

   种介乎于政府与公民间的纽带，就是民间组织，即国际社会统称的
   “ＮＧＯ”。在这种组织中，最重要的团体当属民间教会、工会和人
   权团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间组织发展空间越大，国家的自然
   人就越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就越充分。据悉，美国的儿童从小就引
   导他们参加各类ＮＧＯ组织，进行义务活动，以培养其参与“社会
   人”活动的意识。而在中国，也有一部载有保护人权的国家宪法，但
   却难以贯彻实施。这虽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关键的一点，正是由
   于国家限制，甚至打压民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大陆体制内的有关专家与学者，于本月上
   旬，静悄悄地聚会于不为人们注目的边远城市──兰州，举行了1次
   旨在“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研讨会。我从得获的信息中印证，入会
   专家学者所达成的公识认为：中国90%以上的民间组织（ＮＧＯ）未
   获得国家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受到极大限
   制。有关专家呼吁：“法律政策环境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
   障碍”。会议认为，这种不能由“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现
   实，正是当今社会矛盾凸显难以排解的1种重要原因。
   
   其实我早在大陆“6．4”后不久，就提出建立“共同妥协，双胜都
   赢，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构成这种社会的关键性要素，即是形
   成哲理上的“自由人社会”。当今中共所谓“第四代”领导人，终于
   在表面文章上停止使用“阶级性”等对抗社会语话，满口“双赢”、
   “和谐”、“以人为本”，但在其制度安排与政策操作上，仍在扼制
   与打压民间组织，阻止形成“自由人社会”。这实质上是在对“双
   赢”、“和谐”新文明理论的庸俗化歪曲。
   
   在当今时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与群体力量的整合，更需要非政府组织
   的支持，政府不可能事事包揽无余。而恰恰正是民间组织能在协调社
   会关系，缓和利益冲突，甚至解决对抗性矛盾，发挥巨大的机制上的
   作用。中国要实现以“自由人社会”为价值取向的“和谐社会”，必
   首先促进民间组织的壮大成长，舍此而莫由！
   
   当前，在中国这种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两端，而没有“社会
   人”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利益矛盾与权利冲
   突。因而，执政者果真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实质
   性的制度创新，就只有从全面开放民间组织入手，对ＮＧＯ实行登记
   制，而非准入制做起。
   
   胡景涛先生没有别的选择！
   
   我不知这次兰州研讨会，是否有其深藏的政治背景。（2005.10.20）
   
   
   《民主论坛》
    　2005.10.22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