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认识了自我与爱，自由意识便伴随着圆动工具的使用逐渐成长——人们开始了在土地上围绕自我利益而争斗。“圈地已有”就是人类第一次对同类宣布“这是我的，不许侵犯的”的现实檄文。当“家即堡垒”的观念改变了人祖游居的生活方式，圈起的篱笆不仅是对兽的防御，也是对“我”的地盘的标示。当人类共同的子孙被划分在不同的“方格”中活动，国家主权便表征了“一切人”与“一切人”的对立。于是，高墙、深宅加豢养的狼狗，是富人对穷人的防范；警察、监狱加钦差大臣，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威慑。千百年来，人类就是在自我分化裂变的斗争中进化发展的。人类在对抗基础上建立起的一切旧文明，无处不在地突出着“你死我活”的主题，人世间的所有纷争、拆台、欧斗、磨擦、打击报复，乃至暴力战争，都是对抗行为不同情节的历史演绎和对抗哲学的现实诠释。人类在漫长苦难的自我对抗历史中煎熬，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社会从“弱肉强食”，到“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进化中，不断重复着“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断在观念上“加工”敌人的恶性轮回。对抗意识是培植冲突，导致暴力的土壤。暴力斗争从来就没有胜利者。我们不应片面地夸大暴力斗争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应激化和扩大，而只能调和与限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更多的不是在阶级冲突和对抗性斗争中创造的，而是在相互妥协的阶级合作的过程中创造的。暴力仅在遏制和消灭暴力的过程中才具有积极意义，而越过雷池一步，它便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杀手”，更是社会文明的“克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