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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回忆一身傲骨的父亲牟其瑞——写在清明节前的追思
父亲生于1899年，字其瑞，号雪年，取“瑞雪兆丰年”之意。父亲中高身材，粗眉大眼，脸盘梭角分明，满有男人味。他上小学时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但无奈家境清贫，输资不及，时有辍学。幸蒙他的一位要好同窗间或接济，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父亲年近30岁，才从一个寒酸农家，拼进了当年的北平（北京）民国学院法学部，竟成为当地人人传颂的奇闻。至此父亲开始了北平自立图强，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涯。父亲在校时深受“四五”学潮影响，崇尚法治救国，并为此贪婪地博览进步书籍，潜心攻读法典，以求维护民权，伸张正义。父亲在校时不仅精通法典，且善诗能文，国画、书法样样拿手。他画的蝴蝶栩栩如生，堪称一绝，远近闻名，曾为每个子女成婚都作“蝴蝶图”，以资勉励。
民国时代大学生稀少，父亲毕业时同学们纷纷投向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到司法政要界谋职。而父亲一身傲骨，秉性耿直，崇尚自由，不愿为官，便拒绝了一些政法界同窗好友的邀请，凭着一怀热血，毅然携母亲返回老家，一面兴理义讼，为贫苦百姓维权争气；一面创办女校，动员乡里女性放脚读书；且不顾当地富豪劣绅阻挠，为解决温饱，带领农民开荒拓耕，成为当地传奇人物。1938年卢沟桥事变，父亲基于民族之义愤，经当时在福山县盐场从教的王历波（中共建制后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培庆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卖掉祖上仅有的三间房产，捐输国难，在当地传为佳话。而后父亲又接受该组织委托，凭其法律专业特长，在烟台南大道新安街西13号，包下半壁小楼，开设了“牟其瑞律师事务所”，他那特制的蓝色律师牌，成为从事抗日救亡义士的秘密联络点。当时中共特从天津政法界派来涂培兰先生任父亲的专职交通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烟台政法界搜集情报，营救被捕抗日义士。那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业务兴隆，家资丰厚，已步入中产阶级。父亲从1939年始定居烟台，中共接管烟台后，又被委派青岛，是民国末期青岛律师公会常委之一，受当时烟台统战部部长，后因病定居青岛疗养的滕民生领导。
母亲邹氏映华，祖居烟台福山初家窝隆村，是位经典农家妇女。她虽没文化，但天生聪明、能干，是操持家务的好手。母亲自从嫁了父亲，开化了许多，加之随父亲在北平大都市生活，出入文化社区，交往文人墨客，1939年定居烟台后，又多接触爱国志士，成了他们那个组织的义务交通员。《烟台史志》记载的那份从日伪手中搞到，对从日本人手中解放烟台起了重大作用的敌战区《军事设防图》，就是母亲藏在黄花鱼肚里，拎着大哥，以走亲名义，通过敌占区哨卡，送往当时驻在福山的中共烟台统战部的。
中共在全国建制后，取消了律师行业。父亲仍看守“不从政，不为官”和“君子不党”的价值观，声称“入党仅为抗日”，并在中共庆祝“伟业”，论功受赏时，悄然退党，投身教育，恢复了他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尽管如此，父亲仍被视为对建国有贡献的“烟台抗日大律师”，邀为政协委员。1957年父亲因在“政协”作大会发言，抨击官僚主义，被搞“阳谋”者打成“右倾”,且拒绝悔过，竟被定为“极右”，一“右”就是20年。1973年悠悠而终，撒手人寰。父亲死后6年，才得以改正。1993年先父骨灰送回他当年热爱、改造过的乡土安葬时，当地各界仍视他为名人义士送了花圈，父亲也总算告慰九泉了。父亲清高但又悲凉的一生，集中体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坎坷与不幸。
父亲一生喜好字画，瓷器、古玩与硬木家具，屋子总布置的古色古香，充满了书卷气。我记得我家楼的顶层，全是露天凉台，父亲用来养花健身。那时烟台市四野里都是平房，置身于楼顶凉台上，尤如鹤立鸡群，极目环望，南山上的四灵区，琉璜顶上的尖塔、阁楼和北海碧波中的码头，尽在白云飘忽的视野中。楼下有前后两个院落，前院是我儿时打陀螺，摔四夹的敞亮地。父亲退休下来，又在前院养了那只学校送的奶羊和一群雏鸡。后院里栽满了枣树、石榴与核桃，已长到二起楼高。初夏时，院里开满了火红的石榴花，像燃烧在枝头上的一把把小火炬，绽出了它的生命力。初秋时，满树串串的大红枣、青核桃和裂着嘴直笑弯了枝条的花石榴，都那么诱人，至今想来还色香依然，历历如昨。
父亲很重传统文化，尽管当时家境窘迫，但一入腊月门，父亲便开始忙年。我小时候每逢过年，父亲都在二楼大厅里悬挂起六角硬木纱灯，灯面上的三国典故，在幽幽烛光中映亮，情景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张飞鞭打鲁游”的场面。一到大年三十，父亲便在大厅点起纱灯，摆上贡桌，铺张大红金丝龙图桌围，桌上端放着祖上灵位，一面一个高脚腊台，燃着红红的蜡烛，台面上摆满父亲精心准备的鸡鸭鱼肉，水果点心等贡品。这天父亲还要亲手采些偏松、冬青类的绿色枝叶，装满两侧花瓶，全天焚香。父亲在大年三十晚零点准时贡饺，奉祀，他率领一大家子人，在灵位前恭恭敬敬地焚香作揖、烧纸洒酒，一丝不苟，甚是认真。等祭奠完毕，孩子们才能吃年饭，放鞭炮，拜父母，得压岁钱。即使在外成婚的大哥一家，也得正点回归，无论哪个子女成家后，都无一例外。那浓浓的年味，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始终飘散不尽。
我的少年时期，正值“十年文革”。那是个“唯成份论”的时代，我们兄弟姊妹七人，都是“右派”子女，属“黑五类”。父亲眼见子女受他影响，政治上倍受歧视，毫无前途，整日郁忧寡欢，两鬓徒白，只有我这“老生子”能常常陪伴在他膝下，有时与他下棋，有时一起爬山，有时纠缠他讲《三言二柏》和历史典故等。那时家境仍很清贫。父亲年岁大了，吃饭时母亲专为父亲做个“小炒”，见点肉丝。父亲每次都与我共享，且常把那星点肉丝捡来我吃。
在我上初中的第二年，小姐与四哥同时初中毕业，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批示，城里中学毕生都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可以留城，两个子女同时毕业可留城一个。小姐高姿态，坚持让四哥先就业，而小姐却面临下乡厄运。当时街道整日上门动愿小姐下乡，家人舍不得她走，搅尽脑汁躲过一年。1970年岁末，济南大姐所在的山东省交通厅医院，改制为济南军区山东省建设兵团医院，正巧该院内部招收工业团战士，说是去泰安军工被服厂从工。大姐来信征求家人想把小姐安排去，父母认为去兵团从工总比到农村务农好。小姐也同意去。我当时以为参加兵团如同当兵一样神奇，顿生离开父母，独创天下的豪情与幻想，闹着父亲要随小姐一同参加兵团。父亲见我去意坚决，且深知我毕业后同样难逃下乡命运，只好勉强应允了我。
1971年春，我不满16岁便与父母恋恋不舍地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负笈从师去了。临行前，父亲深情地望了我许久。我下意识地回避与他对视的目光，生怕那瞬间情感对流会动摇我的决心。我参加兵团不久，突然接到告急家书，说父亲病倒了，招我立即返回。我听后顿悟，晚年郁郁寡欢的父亲，因骤然失去了我这“老生子”做伴，精神上受了打击。记得我刚离开家乡来到济南时，父亲便后悔不该放我，立即来信动员我返回。但当时我还读不懂父亲的心，硬写信回家表达要独自生活，锻炼成长的愿望。父亲无奈之下，最后写来一封信，留下“忍痛而放”四个字，那四个字终生盘绕在我的脑海，永也挥之不去，成为我内心每每触及都淌血不止的心痂。父亲为了尊重我“向望自由”的独立意识，牺牲了他的情感，结果忧郁成疾，一病倒下，再没起来。当我一身戎装，立在父亲病榻前想说声“对不起”时，父亲已神志不清，半身不遂，一任我热泪滚滚，却再也暖不醒他的记忆了。从此父亲瘫痪在床，而我仅有七天假期，不得不悔恨交加地掩泪告别，返回连队。
1972年夏季，我正在兵团“战天斗地”时，一封加急电报，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孩提时代再也没有可以撒娇的父亲了。我震惊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烟台。父亲的遗体停置在客厅里，周围摆满了鲜花与花圈，遗体下用了大量的冰块在降温，全家人只等我回来火化。我悲痛欲绝地闯进家门，扑向灵前，家人掀起蒙在父亲脸上的盖布，我发愣地凝视着父亲消瘦苍白的已失真了的脸，和尤如剑般浓浓的长眉，“扑通”一下跪倒了，抑止不住的泪涌，像决堤的水。父亲没给我留下一句话，也没再看我一眼，就骤然撒手人寰，这是我那个年龄的孩子心理承受不起的。那一刻，我已是嚎啕大哭了——我少年时代唯有的一次恸哭。那恸哭如席卷而来的洪流，发泄着我内心无法挽回的内疚、自责与追悔。
那年月，殡葬只能从俭，不准烧纸焚香，亲朋好友和父亲单位送来一屋子的花圈，便把父亲草草送走了。在殡葬馆里，全家人与亲朋好友一起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追悼会。大哥的挚友烟台剧作家高芳彤先生连夜赶写了悼词，由父亲做“地工”时结交的密友李尚晨大叔致读。悼词如下：
癸丑年秋七月 祭
尚晨、霭堂叔，率年侄辈梁子范、曲德岑、邱庆仁、姜德孚、高芳彤等泣祭于：
故年伯牟公讳雪年灵前：侄辈与传琳交秋莫逆，故得近，年伯膝前尝聆教益。悉：
牟伯青年之际，正值中华民族多事之秋。军阀割据，倭寇猖獗；生灵涂炭，国家危如垒卵。牟伯鉴于民生之多艰，厉志琢磨法典，以求申张中华民族之正气。“囊萤温雪，载渴载饥”，艰难万端，志不稍夺，终卒业于“民国学院”，拎法学士位。时欲滕达飞黄，如拾草芥。然牟伯守高处寡，耿介不阿，视利禄如粪土，重救亡似泰山，办女学，兴义讼，慷慨好义，当仁不让。倭寇侵华后，国贼蜂起，烽火频仍，牟伯蔑顽敌如狗猪，输家资，急国难，毅然投入革命斗争，以律师为掩护，置身于抗倭救国之前列，为国为民立下功勋！堪为侄辈师表。
晚年，从事教育事业，孜孜诲人，挑李芬芳，为祖国培育千百万有用之才……
不幸昊天见召，大限已临，悠悠死去，哀何可言！
牟伯垂危之日，子媳辈亲奉汤药，泣守病榻；崇光，春玲等千里跋涉，三奔父丧，衣不解带，贤孝著闻。子贤女孝，后裔昌盛，牟年伯足可九泉含笑矣！
仅具俚文，祭于牟年伯位前，在天有灵，其来尚饕！
故年伯牟公讳雪年英灵千古！
梁子范、曲德岑、邱庆仁、姜德孚、高芳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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