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牵手生活的浪漫与激情，随着岁月的磨合，渐渐趋于平静。我与妻在充满苍凉与挫折的日子里，倍受政治歧视与经济窘迫的压力。我们这个小小的平民家庭，如同逆水而行的一叶偏舟，在“共和国”卷扬的政治风浪中时隐时显，始终伴随着风险与悬念。
   
    我自1982 年获释以来，始终被公安当局监控，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封杀。我曾试图与命运抗争，苦攻法律，专修大学文凭。但我所在的青岛印染厂，却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下，对我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歧视，不仅压制我不调工资，且对我自学考试设计重重障碍，甚至连我每周一次的集中辅导课，都不准请假。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国家明文规定给假的全国统考，厂里都不予批准，迫使我不得不每月仅拿50% 的工资下岗，也就是每月仅给23 元人民币。下岗在20 年前仅是一种受歧视的特例。那23 元的人民币，当时连我购买书本辅导材料费都不够。但为了坚持学业，我还是一咬牙，接受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从此以来，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竟落在妻一个人身上。说来心酸，那时我们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每天傍晚，我只能到菜市场上购买地滩上廉价处理的剩菜。更令我终生羞于启齿的是，妻当时妊娠反应，卖了几个新下市的西红柿吃，便遭到我的指责。那时的经济窘迫，致使我闭门谢客，羞于见人。

   
    为了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无法再专注学业，不得不半工半读。当时好友唐健民帮我在远洋学院油锅炉水管安装工地，找了个临时差事。我每日上午学习，午后换上工作服，骑了辆破旧自行车，急急赶奔工地，帮人抬铁管，拉钢锯，仅拿小工一半的工资。其实我根本不是干这种活的手，往往忙的满头大汗，反帮了人家的倒忙。包工头勉强收留我，不过是不想驳了健民的面子。那时我的心，实在苦涩的无法在妻面前吐露。
   
    记得那天中午，我急急作完了“宪法学”的读书笔记，看看时间已晚，便狼吞了几口凉饭，苍惶骑上自行车，沿延安路直行，向延安三路左转时，由于心急，自行车骑得太快，转弯躲闪不及，撞倒了一位过 路的老 太太，致使她胳膊骨折，由此招来一场大祸。
   
    我无法再去工地，只好依老太太的要求，先推她回家，再与她家人一起去医院。谁知老太太的儿女们当即声称，老太太是这家的项梁柱，洗衣、做饭、带孩子样样都离不开她。看完病后，他们硬是要认认我的家门。无奈之下，我只好带他们回来。他们见了我妻便说，不仅让我们每次租 车送老 太太看病换药，还要先预付500 元的营养费。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他们竟提出要妻无偿为其做半年的保姆。妻一听便瘫在床上，两眼流泪。那年代，500 元钱足够我们全家一年的开销了。眼下我每月仅有23 元的工资，再挣两年也付不起他们索要的“营养费”。更何况每次看病都要为她打的；每次登门探望也不能空手。当时真可谓青天劈雷，祸从天降，致使这个经济上已十分困迫的家庭，雪上加霜。
   
    如此苛刻的“私了”条件，我断无法接受。他们走后，我劝了劝妻，当晚便凑齐手头的钱，买了些营养品去探望老太太，并希望说服对方家属，实事求是地提出条件。没想到这家人丝毫不让，一定要我们兑现他们开出的条件。无奈之下，我只好报了案，请交警出面公了。交警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对我说，不要与他们私了，让他们到交通大队来处理。后来，交通大队裁决我再支付他们一百元钱了事。我打了几个半天工，挣了十几元钱，而为老太太两次看病，加车费、营养费和再支付100 元，总共花费了近200 元钱。那钱我还是找朋友林洪杰借的，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但妻并未怨我，反倒劝我别再去挣那点工钱了，专心上学，总有出头之日。当时我内心真感谢妻的贤惠与豁达。
   
    妻不让打工了。但我借了债，家庭还得正常开销，怎么办？我反复掂量，最后征得妻的同意，只好把母亲为我们购置的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14 寸彩电，卖给了林洪杰。林那年春节前带人来搬彩电，妻好伤心，我也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一个曾保证要给妻幸福的大男人，竟连自家的一台小电视都保不住，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儿子呱呱堕地了。妻为了带孩子，不得已也休了病假，工资打了折扣。但这小小的 15 平方米 里，却凭空又多了张嘴，日子就更难维持了。为此，我又不得不走出书斋，试探着替上海朋友秦林山推销衣服、手套；帮邢大崑守摊，买羊毛衫等。后来又在陈增祥的帮助下，在市场上装置了铁屋，经营食品，少许增补家用。再加之家庭、朋友间或接济，日子总算一步步向前走来。
   
    然而，由于我那15 平米的小屋，又多了个生命，学习的环境被彻底搅乱了。孩子出生后，特别能搅闹，天天闹夜、拉肚子，我不得不与妻轮换抱他、哄他。白天三个人共处这集书房、会客、厨房等多项功能于一身的小屋，锅碗瓢盆遍地，尿布、屎截满屋。我只能咬紧牙关，红肿着眼，在锅碗瓢盆进行曲中发奋攻读。当时因家中空间愈来愈小，我不得不处理掉写字台，每日只好伏在床上或小缝纫机上学习、写作。
   
    说来还得感谢妻，她不忍心我在如此环境中影响学业，一咬牙便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只是每个周未再抱孩子回家团聚，为我洗衣做饭，料理家务。
   
    还好，我没辜负妻的期待与付出。三年自学生涯，我一路过关斩将，次次考试一路领先，终于获得法律大学文凭。此时，我本该回单位上岗工作，按规定享受大专毕业待遇，但单位不仅仍不给调工资，且不予分配工作。为了生计，不得已我又向工商部门申请开办个体谈判事务所，结果也遭到拒绝。面对如此重重政治歧视，我愤然向市政府写信控诉，结果市政府对此做出以下回复。（ 原件 ）
   
    恰在这时，国家司法部向社会公布了一侧喜讯：首批律师资格公开考试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凡有法律大学以上文凭者都可以报考，“平等竞争，择优录取”。我得获此讯后，再次轻信了司法行政部门对社会的庄严承诺，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公考律师资格的准备工作之中。在烟台大哥和妻的支持、帮助下，我又耗费了大半年的宝贵时光，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律师资格通考。但官方又以“政审不合”为由，公然对我进行毫不掩饰的政治歧视，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地扣发了我的律师资格证书，再次重挫了我与妻在风浪中逆水行舟，拼搏向上的信心。
   
    此后，政治迫害不断升级，即使我在官方报刊上发表篇风景诗歌，报社领导和编辑都要受到审查、连累，出版社因出版了我的理论专著，竟被处罚停业整顿一年（参见附录《杀手在哪里》），最终致使我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与著作，都像搞地下工作那样，化名去做。那是一种只有中国特色才有的，从经济到政治，从名子到影子，从头到脚，对一个仅仅是追求正义，热爱自由的青年，进行全方位的封杀。而妻却用她的保贵青春，始终陪伴在我身旁，擦试我的伤口，见证这段历史，承受这些磨难。
   
    1989 年“6 · 4 ” 时期，由北京大学生悼胡诱发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席卷全国，发展成全民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运动。青岛警方对我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为了摆脱监控，投身和见证这场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全民爱国运动，妻竟不顾个人安危，常常抱着孩子，以散步的假象，躲过警方视线，掩护我去市府门前集会地点。但后来的史料证明，青岛公安当局还是把镜头对准了我。“6 · 4 ” 伟大爱国运动被镇压后，青岛电视台新闻播放的“6 · 4 ” 时期集会现场实况，有许多镜头是对着我的。甚至连我与非圈内朋友高某与其妹妹偶然相逢握手的过程，都被偷录下去。《青岛日报》专题报道，更直接点明，当年非法组织“民主志友学社”与《海浪花》在广场相互串联，秘密活动。以至于一些朋友看了新闻后，担心我又会出事，跑到寒舍探望我。我做到了一个爱国公民，一个正义青年，应做到的一切。妻也做到了，她做到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有良知的女性，对丈夫的理解和关爱。这不是小我的狭爱，而是无私的博爱。这大概就是我最看重她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