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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三代政治哲学探索之一
争公平：以“阶级斗争为纲”
—— 毛泽东时代的“一分为二”
（一）从布哈林遗嘱谈起
历史是那样的残酷，1938年3月15日莫斯科那个不详的夜晚，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伟大和最宝贵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枪口下写下最后一句话：“柯巴（即斯大林），你为什么需要我死？”布哈林随后倒在从小与他一起玩耍，一起长大，一起革命的老朋友的死刑执行令下，死不瞑目。他在《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遗嘱中这样写道：“面对一台地狱般的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去换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1968年10月17日清晨，中国河南开封同样被迫害致死的一个负屈的生命，也曾用与布哈林惊人相似的口吻辩解到：“我不是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在苏联，当时与布哈林一起被枪决的有18位苏共重要领导人；在中国，因刘少奇冤案被打击迫害的有近千名中共干部及群众。邓小平三起三落，毛泽东闭上眼睛之前还给他按了顶“走资派还在走”的帽子。两个国家、两个政党和两个领袖，但却如此类同地制造了同一性质的人间悲剧，同样地把最亲密、最出色的战友送进了地狱；两个领袖同样信奉着“一分为二”对抗哲学，使大脑变成了一台不断把朋友“加工”成敌人的机器，即使在党内也要分出一个敌对派别。
中共建制后，国家领导人牺牲在这台“加工”敌人机器之下的政治生命就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各个时期、一大批党政军领袖人物，更有无数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蒙冤负屈，有的竟死无葬身之地。胡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政治模特。他先后两次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成为建国后用来验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展品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信奉“一分为二”、“阶级斗争”哲学的巅峰时代，它不仅是对文化的宣战，而且是对人性的一次宣战。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的“宽容”之风与“和谐”理念荡然无存。中华民族之魂，被“阶级斗争”理论“一分为二”地演化成一种人整人、人害人的火海。于是便有了“亲不亲阶级分”“爱不爱路线分”的说法。“分”的哲学竟成为第一代领导人进行政治斗争的高度抽象。
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一文中这样写到：“文革中这类暴行的广泛而详尽的记录，把我们带到了难以理解的地狱边缘……在一个以讲究自尊和崇尚教育而着名的国家里，当平均主义者妄图泄愤于知识分子时，儒学家说的影响又何在呢？”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实践中，毛泽东先生习惯了“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对抗性，将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分为对立的两极，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即把“人民”和“敌人”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毛泽东同志一生信奉斗争哲学，强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国民党人邓宝珊曾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泽东便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们说对了。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还在他们的后面”。如果说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打败了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是他和共产党人的成功的话，那么中共建制后仍然在“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坚持“斗争哲学”，强调“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断用“一分为二”的划分法，成批成批地“加工”着人民的对立面——敌人，则不能不说是他和共产党人的失败。
（二）一切姓“公”与割“资本主义尾巴”
第一代领导人所信奉的“一分为二”理论，不仅在政治上生产敌人，而且在经济上划分姓社姓资；不仅排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而且排斥现代价值增值基本规律。当时的中国，对商品生产说不，对市场经济说不，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倒向计划经济。甚至急躁冒进，曾一度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就在经济路线上分出一个对立派，开展“反右倾”的政治斗争。
毛泽东认为农村也要分出两条路线斗争，在合作化道路上要“反右倾”，说“小脚女人”做不得，社会主义一切都要姓“公”，农民不入社，就是不革命。于是农村便发生了捆绑入社，和对不听话的农民“吊起来打”的暴力行为。
在工业上要大炼钢铁，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要两年超过美国，全国要大跃进，于是便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假、大、空口号。
李达曾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彭德怀说“我为人民鼓与呼”，写出反冒进万言书，于是便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中共史上的卢山会议，成为“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的一次战役。
1956年毛泽东就断言，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是毛泽东在经济路线上的划分左派、右派、两条道路斗争的开始。
连续三年“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在台湾、韩国等东南亚经济腾飞的时期，中国大陆却因“大跃进”、5年调整而耽误了8年的发展时间，打倒了一批经济上比较清醒的干部，这种损失已无法计算。
60年代初，安徽省发生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为摆脱困境，变通了一下脑筋，搞起农业定产承包责任田。没想到，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被指责为“单干风”“翻案风”，大受批判，被迫取缔。毛泽东说曾希圣“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他老人家又一次运用了阶级划分法，罢免了曾希圣。更有甚者，中国在经济上到了崩溃边缘，却还要大批特批“三自一包”，批“资产阶级法权”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甚至把群众出卖自家鸡蛋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那时把集体化农民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生产者，反复宣传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自发地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全面压制农民进行合法的副业生产，限制农民参与市场交易，使他们面朝黄土背对天，作“共产主义”白日梦，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与落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第一代领导人在经济上划分姓资姓社的神圣天条。
（三）跨过鸭绿江的“阶级斗争”
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内战，北朝在斯大林的暗中操从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直接指挥下，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南进攻，南韩向国际社会呼救。为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朝鲜形势的决议。6月27日，安理会又通过了关于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击退武装进攻和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决议。同日，杜鲁门宣布美国海空军行动，掩护南韩军队；并为力争使台湾“中立化”而将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6月30日，杜鲁门又命令驻日美军开进朝鲜半岛。7月7日联合国第三次通过决议，组织由英、法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队，司令官由美国任命。9月15日美国第10军在300多艘舰船和50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北朝人民军主力的侧后方仁川港登陆，并于9月25日占领汉城，将北朝人民军主力截断在南韩。继而，美军越过38线，开始向朝鲜北部推进。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立即请求苏联与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1950年10月1日凌晨3时，斯大林为争夺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范围，但又要避免直接与美国冲突，“不让一个苏联人在朝鲜俘虏”，竞把毛泽东作为一颗与西方对抗的棋子，通过其驻华大使馆发来急电，要求中共“至少应出五六个师迅速推进38八线……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帅。”由此可见，连中共“志愿军”的名份都是斯大林给的。10月8日，毛泽东不顾非议，力主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借口“保家卫国”，开赴朝鲜前线。10月25日，中朝军队以人多优势，并不怕牺牲，联合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作战，结果酿成惨重伤亡，以至于彭大将军不能挺起胸膛走进凯旋门。
如果中共不打这场战争，“美帝国主义”会越过鸭绿江侵略中国吗？这显然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谁也不能否认，当时的美国对中共所采取的政策是战略“遏制”，而决非是热战。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代表美国政府明确提出“要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自1949年6月起，美方就派员与中共代表会谈。如果美国真要对华发动战争，那么他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会染指，而不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他的舰队就从哪里撤离。如果中共不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话，美国尽管与国民党政府友好，也为其提供过军事援助，但也是顿促南京政府与中共和谈的一种力量。美国赫尔利大使早在1944年就为避免国内战争而在国共两党间进行过不懈的斡旋，为此周恩来先生曾写信想通过魏德迈将军直接求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更何况朝战时美国毕竟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那里执行联合国决议，又有多大可能甘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侵略中国。对此，连斯大林都在给中共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美国不准备打大仗。事实证明，即使中共插足朝鲜，向美国挑战，美国最终也没有投入更大的军力向中共本土宣战。而恰恰相反，中共正是深明这一点，才一定要紧跟苏联，采取“一边倒”的立场，把美国视为“纸老虎”，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出兵他国与西方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
同理，中共在越南战场上也牺牲了那么多生命，用从老百姓勒紧腰带挤出的钱财，投入到验证美国是“纸老虎”的国际“阶级斗争”中去，继而又防修反修，大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直至演化到勃列日涅夫的边境武装冲突。此外，在中国内部纷争不止时，还插手老挝，涉足柬埔寨，全面支持波尔布特的残酷“革命斗争”，这不能不说是第一代领导人把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运用到国际舞台上的种种例证。
毛泽东依据他的“一分为二”划分法，在国际上分出一个要打倒的势力，因此那时的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打倒帝修反”，“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准备打仗”云云。甚至连胡乔木这样的保守者都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指出：“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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