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牟传珩：（3）喋血在新文明的起跑线上(三)
二、一次神秘的失踪 一“我也有义务做一点”
事件发生两天来，我先后走访了两家书店，并与市委宣传部、青岛海大出版社通了话，基本情况已经摸清。“地震’的震源，最初是从市出版局开始的，有人说是市出版社的人，因嫉妒海大出版社而搞小动作引发的。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四月24日上午，我又径直来到市新闻出版管理处。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孙的处长和一位学生模样的小青年。我开门见山，说我是《谈判系列丛书》的作者，已分别找过书店、出版社和市委宣传部，都建议我到贵处询问封书的法律依据。该处处长虽态度还平和，但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反复推说，他们只是管理书店和出版社，而与作者没有关系；说作者有问题应找出版社，提异议也应由出版社出面。那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则说，有人举报我的书有问题，所以要暂时“下架”，等待处理。他为了证明新闻出版管理处有权这样做，特找出一份市政府的红头文件，指着我看了其中一条，大意是凡属违禁品嫌疑的出版物，他们有权采取紧急查扣措施。我反问道，说一套合法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违禁嫌疑依据何在？他们却回避说要等省新闻出版局审查定论。事实上我早已得知省新闻出版局已于4月2 2日下达通知，武断这5部书均有“严重政治问题”，要全部收缴，“损失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承担”。我之所以要明知故问，不过是想验证一下这些官员们是如何弄虚作假，不能理直气壮的。
与此同时，那些专门躲在暗地释放冷箭，整人害人者，不仅在非法侦查我的情况，而且竟亲自出面到金城律师事务所，调查我的活动，甚至还了解我朋友的情况。可见，这些人整人害人，不遗余力。结果他们不仅没有“侦查”到我的所谓活动，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在饱经“阶级斗争”之害的百姓之中，暴露无遗。记得那是19 8 9年“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一天，3个头顶大盖帽的人，手持当地派出所的便条光临寒舍，不知基于何种心态，要与我交换对“天安门事件 ”的看法。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不要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老百姓已经厌恶极了；而一位姓李的说：“现在我们就要重提阶级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提”。由此可见，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放弃10年浩劫整黑材料，抓“阶级斗争”那一套，从来就没有放弃“非黑即白”的对抗性思维方式。如今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他们不仅丝毫不具备与各种思想、信仰、文化价值观念和平共处的现代文明意识，且没有半点法制观念。
1996年4月25日这一天，我对非法查封谈判系列书事件向官方做出第一步反应，是给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写了一封表示异议的信函，对他们在未经合法程序和听取作者申辩的情况下，便全面封杀一套合法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该函指出：“谈判系列丛书一不是非法出版，二没宣扬色情、暴力，如果有关部门一定要封杀这样一套倡导新文明的学术著作，我敢断言，20年后的今天，宣判它死刑的裁决，一定会像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所宣判科学有罪一样，成为历史的笑柄；而为其付出代价的人，将会为社会所永记！”我把这封信同时抄寄了中宣部、全国人大、国家新闻出版署、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等单位。我自知在这块诸多说不清的土地上，寄发这样的信函，仅仅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并不会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出版社的情况，我傍晚给丛书责任编辑家拨了电话，但无人接，我便又拨出版社的电话，正巧他在。他告我正在开会，不便谈话。我放下话机，已感觉到出版社所遭受的强大压力。已是晚上 6-7点钟的时间了，他们竟还在开会，而且责任编辑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4月25日的夜幕，就这样在我困惑的视线中沉落下来，黑暗涂抹着世界，连影子一起吞噬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标榜要建设国际化的都市里，那些自称为改革的领导者们，此刻都在想着什么，是升官发财？好大喜功？灯红酒绿，还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和他的百万民众？如果是后者，怎么可能允许所辖的地域，导演出如此荒诞、丑垢的违宪侵权案件？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天空刚刚蒙亮，妻子正起身做饭，我的电话被拨响了。妻子拿起话筒一听，告我是责任编辑找我。我急忙接过话筒，对方很沉重的说：“对不起，昨天的场会不便与你交谈。”我说：“很理解，已知你压力很大。”他说：“我刚从省里汇报回来，上面认为丛书观点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严重政治问题，根本不听任何解释。省新闻出版局那位领导还说我连做编辑都不够格，还干副社长？最后他近似请求地说，千万不要诉讼，这将对出版社和他本人更不利。我听后心里难受地说：“为了你和出版社，我暂切忍耐，但希望你能相信自己，留住底气”。最后他说上面不准他与作者有联系，让我今后多保重。
这一天，我不断地接到一些电话，其中有圈内的朋友、同事，有我青年时代的业校老师和同学。他们听说谈判系列丛书被查禁的消息，有的询问情况，有的表示慰问。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丛书掀起这么大的浪花，导致官方如此大动干戈 不惜向为中共兢兢业业工作了多年的出版社领导、编辑兴师问罪，致使一个大学出版社停业，并在全国范围内收缴丛书，可见其威力之大，影响之深。此外，大家又对我今后的处境表示担忧，一定要约我出来商议一下。
这天晚上，增祥又特意从外地赶回。为了摆脱别人的注意，我们辗转来到一家酒店。朋友们询问了各种情况，分析了各种可能，都认为我今后的处境将是相当艰难的。此外，在这次聚会时，我最大的收获是利用他人不被监控的电话，得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即省新闻出版局用密码的方式，紧急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汇报了查禁谈判系列书的情况，说明事态的发展正在进一步恶化。
这天深夜，大家临分手前，增祥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和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们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也有义务做一点，但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说完他招手“的士”，没及我回语，便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从此他便在朋友圈里消失了，连他的家母、孩子都不知他的去向，大家都非常焦急，四处查询。
三、家庭里的风波 —一一份来自烟台的红头文件
谈判系列书被封禁事件，在知情者中导致了许多传闻：有的说出版社有7人被撤职查办，连海洋大学领导都被波及；有的说作者潜逃；有的说作者被抓。社会上一时间以讹传讹，真假难辨，以至于《生活导报》一名记者来电话询问情况。如此同时香港人权信息中心卢四清先生，拨通了我的宅电，询问我和出版社的近况。紧接着，这一事件也在我的家庭中撞起波澜。
我故乡烟台，兄弟姐妹七个，两个姐姐在省城济南，四个哥哥都在烟台。我为老小，独居青岛，故倍受照顾。1979年我因参与民主墙运动，多遭磨难，故常令家人提心吊胆。我内心也一直对家人掩藏着深深的疚歉。如今父母双亡，谈判系列丛书又被武断为“严重政治问题”，惨遭封杀，导致整个家庭的精神负担。在烟台的四位兄长得知此事后，怕我再有牢狱之难，忧虑重重，但又无可奈何。大哥身为山东省政协常委，著名律师，已经退休。多少年来，他支持我的写作，帮助我的生活，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和感情。而今，他认定我已前功尽弃，一夜之间，眼望他的全部付出，付诸东流，满怀悲愤、痛苦和失望等多种复杂心情，于本月26日赶赴省城开会之际，多方了解情况，并将此消息转告了济南的两位姐姐。她们听后心急如焚，夜不能寝，但又不敢与我通话。谁都认为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
我时常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太自私了？竟为了自己的追求，而使整个家庭为我担惊受怕！大哥大姐都已退休在家，安渡晚年了，其他哥姐各有事业，而仅仅多了我这样一个傻瓜小弟兄，便徒增了这多无穷的烦恼。是的，我欠他们的，欠他们许多、许多还不完的感情债。更何况我的妻子，十几年如一日，与我厮守咫尺寒舍，过着社会最底层的艰辛生活，在清贫与风险中，消耗了她的青春年华。还有膝前独子， 出生以来，便与现代化的生活无缘，玩来玩去，床上床下，走来走去，学校寒舍，甚至迟今未给他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未给他设一方不受干扰的书桌。仅仅是因为一个爬格子人的执著，便如此苦了他们，累了他们。为了深埋这种沸腾于心底的荒歉，我不得不常以“个人为私，家庭亦小，国家为大，天下为公”来聊以安妻慰已。但我常常自感困惑，一个连自己都为不了的人，又如何为国，为天下？我不知如此“共和国”何时才能不让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不再
令代代仁人志士，忠孝两难，家国不全。为此，我曾感迫中肠，写过这样一首散文诗《墓前躺着的共和国》
落寞的风雨，沉重的花朵，你把幽远的深紫色藏在夜里。
荒草横肆，乱石东西，面对隆起的捧上，绽开记忆的神经，宛如拉开封闭太久的窗帘，共和国的历史就展开在这里：
信仰剪裁着真理的时装，余下的边角叠成了岁月。 一潮积蓄着的追求，“模特儿”似的走着、走着……
黑洞口下集合的脚印，走向墓前象形的祭文。
共和国啊，你是睡在利刃上的演说词，空把权利释在梦里；自由就像飞不起的翅膀，徒对信念玩弄羽翼。
共和国啊，我为你哭，你这墓前枯萎了的花朵。
共和国的理念久久难以实现，而家人为我的付出又已付诸东流。想想这一切，我已无脸面对家人。然而偏偏凑上家侄结婚的喜日，二哥几次来电话催返。这使我十分难堪。侄子结婚本来是件喜事，无奈巧逢封书事件，我内心正在大流血，又怎么经得住家入的“感情轰炸”，“理性声讨”？然而，这是无法逃避的。
5月6日这一天，我硬着头皮返回烟台。这天下午，我最先见到长兄。正如所料，他一见我，那愤怒的气势如同风卷残云，讨伐我不该背他“期望”而走“弯路”，并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不应触及政治，导致了一场全面封杀。在他看来，我好不容易地走出人生低谷，摆脱了政治监控，而今一夜之间，不仅断送了他的付出，也自毁了个人前程，表现出对我下一步的路子怎么走的极度担忧。
在这片诸多说不清的土地上，家人的愤怒与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我也自知代价太大。但我却硬撑着腰杆与家兄争辩，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说我把一个完完整整的青年时代，用于对国家和全人类整体命运的探讨与思考，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又艰又险的路——一条不断在悬崖峭壁上开辟的自由之路。否则，就不是我。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