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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燕舞的两會,男盜女娼的中國 武宜三(香港)
鶯歌燕舞的两會
勞民傷財的“两會”又在北京开幕了。2,985名人大代表加上2,280名政协委员(实到2,154名),像蝗蟲一樣麕集北京,风风火火,大吃大喝,歌功頌德,热熱闹鬧。不顧老百姓死活,拿着纳税人的钱,光明正大地搞腐敗。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9%。此外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增长23.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189亿美元。
可是,在温家宝這張牛皮之下,讓人看到卻是“假药村”、“毒木耳村”、“假烟村”、“假钞村”、“走私村”、“偷渡村”、 “假僧尼村”、“小偷村”、“卖淫村”、“二奶村”、乞丐村、傻子村、艾兹村、污染村、血吸蟲村、鉛中毒村、氟中毒村……
五千年文明、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人民勤勞勇敢的古国,被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了幾十年之後,竟成了一个男盜女娼的世界,苦難深重的地獄。
不公平的制度逼良為盜
安徽省枞阳县公安局局长曹金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承認,通过调查全县近几年的犯罪记录,我们发现问题比较集中在横埠,主要体现出两大特点:诈骗与溜门入室,后者也就是所谓的“摸分”。调研统计,横埠镇2005年因盗窃和诈骗在各地被处理的差不多有100人,其中被刑事处罚的有40人左右,判刑的30多人,治安处理的30多人。这几年每年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基本作案地都在杭州、无锡等城市。
贫穷的确是滋生“小偷村”、“卖淫村”……的重要因素,但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认为,贫穷并非万恶之源,贫穷只有与另一些因素结合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畸形现象。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不公”!于海分析,在一定的环境状态下,即便很富裕的群体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畸形现象,“社会发展不公平对人们道德感的摧毁是相当厉害的,成群结队的农民成为小偷,较之成群结队的市民成为小偷要容易理解得多,因为他们是被城市遗弃、歧视的群体。”
很多出去打工的农村小伙子都是高中生,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文化的;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他们到了城市会备受岐视,出路似乎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卖力气,而且經常是連賣力气的機会也沒有,或者是賣了力氣還收不到錢。
“这是一个对他们而言很辛酸、很无奈的现实,他们的道德感会因为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公平而削弱。”于海说,“在一些不道德的社会分工下,弱势群体选择不道德的行为所遇到的自身的阻力是相当小的。”
“1980年代的孩子与城市是若即若离的,城市不是他们的根,或者说根若游丝,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冷漠,也不断培养他们的失落感甚至是对城市的怨恨。”
山西省浑源县永安镇许村,一个偏远的晋北小山村,青少年犯罪曾相当严重,盗窃、抢劫、伤害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盗抢摩托车、自行车,作案范围逐渐从广灵、灵丘、大同等周边县市向河北、内蒙古、北京等省市蔓延。先后有60多名青少年被司法机关惩处,是公安部挂号的“小偷村”。
黑心黨媽媽逼良為娼
現在再看看共產黨怎麼樣把一个青年女教師徐萍(假名)推下火炕。据《南方周末》报導,23岁的她不断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星期一至五為人師表,星期六和星期日要操皮肉生涯為弟弟們掙学費。
以城镇居民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和2,936元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和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苦13年多挣得的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的花费,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等等。
然而她有一個弟弟在上大学,两个读高三的弟弟如果今年也考上大学,三个弟弟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怎么办?
徐萍在2004年5月份转为公办教师后,但拿的仍是每月300元的工资。直到2004年9月份,才领到了每月700元。该市目前每月拿300元的代课教师数量仍有1,391人。该市是一个贫困的农业县级市,近年取消农业税后财政更显困难,只好盤剝好欺負的教師。 所以這每月700元的工资也常常不能足额领到,而且幾个月幾个月的拖欠工資。更可耻的還千方百計地克扣教師工資,镇政府要求每位老师去说服村民,讓每人交5元农村医疗合作保险,每个老师说服50个,完不成的自己拿250元填上。不少贫困的村民不愿交这笔钱,完不成任务,2006年1月15日那天老师们便为此填交了2,100元。
每年被摊派上百元的书报费外,仅去年每位教师被要求对建造当地博物馆、生态公园等的捐助就达数百元,镇政府甚至要求教师们在今年捐出一个月的工资填上紧缺的修路款。 被積欠的工资要不回来,又要被多方勒索,所以徐萍為了活命和给弟弟读书,只能够靠自己的方式---賣淫來賺錢了。親愛的黨媽媽,逼她的女儿走上了絕路。
鶯歌燕舞的两會,男盜女娼的中國。
5-ma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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