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地震、松花江污染的被隐瞒看中共的灭绝人性
   
   
   

   [导语] 由于对“灭亡”、“垮台”的敏感和恐惧，中共往往用第二个罪恶来掩第一个罪恶，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中国人民便只有永远陷在水深火热的的苦难之中了。
   
   一、唐山地震的巨大伤亡原可避免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钱钢著)，主要是写地震之后发生的事；2005年出版的《唐山警世录》(张庆洲著)，则是对地震前预报问题的调查。几乎三十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比较完整的面貌才得以显现，并且告诉世人，这一次震惊全世界的天灾原来也是中国共产党法西斯政权制造的一次人祸。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当年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物候、数据的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作了震情紧急报告，但请求并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的要求前为国家地震局所拒绝。
   
   当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介绍发言。但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只让他在晚间座谈上说，而且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无可奈何，汪成民只好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向与会者作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通报。
   
   青龙县县长冉广岐得到消息后，火速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结果在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爆发的、死亡24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人重伤16万四千八百五十一人的里氏7.8级的唐山大地震这场天灾更是人祸的灾难中，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却无一人死亡。(新华社1996年4月11日消息)
   据统计，1976年上半年覆盖整个唐山地区的地震群测点中，骨干点就达85个，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有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例如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就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7月6日即唐山大地震前的22天，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4日，国家地震局虽派了两位专家来了??情况，但却未予重视。7月27日，马希融于18时再次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马希融的警报有事实、有分析，此时距大地震发生的时间是9小时！
   
   二、中共官僚的颟顸和泠血终酿人祸
   
   此外还有7月7日(距唐山大地震21天)的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吕兴亚、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14天)的北京市地震队、唐山二中教师田金武、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7月16日(距唐山大地震12天)的乐亭城关中学侯世钧、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6天)有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等一次或再次向省、市、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在7月14日和21日连续两次拒绝听取北京地震队汇报后，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只好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电话，请求他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听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26日(距唐山大地震2天)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但梅世蓉却没到。国家局的人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的梅世蓉意见竟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7月27日10时(距唐山大地震17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人汇报。但查志远却决定下周再开会研究。 7月27日的16时即距唐山大地震11小时的关键时刻， 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的赵声和王守信两人也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临震预报。几乎同时，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也在三里屯看到蚂蚁异动以及地下水上涨等临震现象！
   
   正如据耿庆国所说，“按照当时的预测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当时能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伤亡是可能的。”可是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颟顸无能又泠血的中共官僚对这一切或充耳不闻，或熟视无睹，地震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全白费了。迫在眉睫的大震警报，最终无法发出。历史应该记住查志远、梅世蓉这些中共官僚的名字，人民应该清算他们的罪恶，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三、中共的“稳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杨友宸作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1968年上任后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这些设在各厂矿学校的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和物理化学老师，他们懂业务也极有责任心。杨综合各台站的观测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但只听报喜不听报忧的市长书记们怕杨友宸干扰他们的“革命大方向”，为了耳根清静和防止“地震预报被他嚷出去，影响安定团结局面”， 突然把杨友宸送去干校劳动，杨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
   
   地震预测遭到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巨大血的代价，《唐山警世录》作者张庆洲的大姐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正是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遇到种种阻力的时候能坚持下去。调查难度之大，是张庆洲始料不及的。无论是当年成功预报了地震的人，还是因各种原因而不报地震的人，都不愿意开口，其中包括梅世蓉和冉广岐。冉广岐表示，“地委有话，不让说。”唐山大地震过去快30年了，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自已的罪恶，仍旧拒绝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张庆洲希望“实事求是地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记录，使唐山的大灾难不再重演。”但他经过长时间调查而写成的二十万字长篇报告《唐山警世录》还是被压了五年。
   
   就是今天，唐山抗震纪念馆里也看不到灾难的全过程。九个展厅中有八个展示的是所谓“新唐山建设成就”。与地震预报有关的只有缩在角落里的四幅画着 “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小图，当年唐山巨大的地震监测网没有了(《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当局颟顸、冷血以及失职也没有了。青龙县事绩最后还是因1995年为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偶然获悉，才被外国媒体所报道；但可怜的中国人，甚至很多唐山人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件事。
   
   人民和人民的生命在中共眼中一文不值，历来如此。2003年蒋彦永医生不过说出非典型肺炎疫情真相，即遭当局疯狂迫害。2005年11月份，在九省区大面积曝发禽流感，并出现人感染死亡个案的情况下，中共当局仍然坚持 “防记者甚于防病毒”的反动政策，把到辽宁黑山采访的香港《明报》和内地多家媒体记者扣押。被《南风窗》评为2005年度人物奖的江苏省农民乔松举因向农业部说出安徽省天长市发生禽流感的事实，却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押，至今未得审理。
   
   由于对“灭亡”、“垮台”的敏感和恐惧，保密文化即愚民政策成了中共保权的救命符，毛泽东就说过：“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 所以为了隐瞒松花江污染大灾难，可以不顾千百万人的死活，说了几句真话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就成了最新的整肃对象。制造第二个罪恶来掩盖第一个罪恶，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中国人民便永远陷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原载《争鸣》2006年2月号，署戴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