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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延安整風的神話和搶救運動的罪魁禍
-----讀何方《黨史筆記》之筆記(二)
武宜三
[導語：《黨史筆記》是照妖鏡，照出了那些 “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無產階級革命家”、 “傑出的共產黨員”原來是一批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是賣國求榮的腹蟊I、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是最無耻的陰謀家、是最恐怖的野心家和最下流的說謊者！]
一，延安整風是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嗎？
延安整風据說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那為什麼六十年過去了，許多文件還不肯解密，而且還設置了許多禁區呢？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張聞天秘書何方先生便以為，這 “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p211，利文出版社，2005年，香港。以下凡引本書，只注页數 )，真是一針見血，一語道破了中共幾十年來篡改歷史、偽造歷史的卑劣行徑。
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整風文獻》，不管是最初的18篇，後來的22篇，還是最後的27篇中，沒有一篇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的只有幾段語錄，斯大林的卻有六篇，其餘除了劉少奇等人外，大部份都是毛澤東自己的私貨。這些東西算得上馬克思主義嗎？鄧小平在四十年後的1984年，這樣告訴大家， “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63) 可就是這個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也搞不清楚的鄧小平，卻在1981年主持泡制了所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裡面却肯定的說，延安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真是顛三倒四，自打嘴巴。倒是胡喬木有時還講點真話，他承認延安整風以後， “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p235)
二， 整風是批蘇聯和斯大林？
幾十年來的神話之一：延安整風反對把國際指示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毛澤東本人就一再說 “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p289) 這是天大的謊言。因為當時整風的目的就是要學習蘇聯，宣布的整風宗旨就是要建設一個 “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把斯大林的《联共(布)黨史》當作 “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是學習的中心材料，這有《整風文献》為証。毛澤東在秘密舉行的西北局高幹會上連續両天講解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當時延安主流和非主流各方，都把自已說成是忠於斯大林和擁護共產國際的，例如周恩來在檢查中就把莫斯科的一些錯誤推到米夫之流 “假國際”身上，為的就是保住自已擁護國際的立場。同樣，主流派也是用斯大林的教導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來批判所謂教條主義宗派，1943年12月1日中央總學委發出的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就完全是摘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論述和語錄。說 “現在共產國際雖己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示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路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於我黨中央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卷，p143) 總之，別人都是假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擁護者，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們才是真的。經過整風，對斯大林的崇拜更加狂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p274)
毛澤東本人是斯大林的狂熱追隨者，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承認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个方面軍的司令部 (1949年7月4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寫給斯大林的《報告》)。從1947年起，毛多次要求赴蘇朝聖，登基大典後便迫不及待地去莫斯科認祖歸宗。從外交到內政、從軍事到民生、從機構設置到等級制度，无不以斯大林馬首是瞻，甚至連出版自己的選集，也要請斯大林派專家來指導，建政後更公開推行“一邊倒”政策。毛對斯具有極深厚的感情，以至對斯死之時，如喪考妣，極度悲哀。
五十年代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担任過秘書和参贊的奥‧鮑‧拉赫馬寧說：首先來到使舘見大使A‧C‧潘友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首腦周恩來，两个人痛哭流涕，只是在恢復常態後才開始交談，互通情報。稍后毛澤東在全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陪同下也來到蘇聯大使館。他竭力克制自己，不使激動情緒表現出來，但是他未能克制自已。從其一切表現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斯大林的逝世真誠地受到震撼。他熱淚盈眶，而他的幾位戰友則公開地哭了起來。(《毛澤東與斯大林、赫魯雪夫交徃錄》P141) 到赫魯雪夫清算斯大林時，毛更奮起維護斯大林，不惜和蘇联撕破臉皮。試想這樣的鐵桿斯大林分子會在四十年代批判什么斯大林的錯誤嗎？
三，延安整風反對宗派主義(山頭主義)了嗎？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為其篡黨奪權掃清障碍。故延安整風製造了更嚴重的宗派主義 (山頭主義)，打掉了別的宗派，剩下的是毛澤東派；剷掉了別的山頭，剩下的是毛澤東山頭。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政治局常委後，靠權術、靠陰謀詭計，逐漸掌握了軍權；隨後靠軍權來排擠張聞天來奪取黨權。本來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已作出召開七大的決議，确定了議事日程和代表選舉辦法，要求加緊準备工作，以便 “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之”，但毛澤東卻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歷次決議以至中央全會之決議於不顧，要求先统一思想再開會，要求開成無爭論的 “團結的大會”，安排各地選派的代表参加整風學習和搶救運動。在曠日持久的學習、反省、批判、整風、肅反、鬥爭、清洗、鎮壓之後，到1945年才舉行的中共七大，就成了個典型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大會。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就是毛家班：清一色的老幹部，絕大多數還是職業軍人，唯一的知識界的代表陳伯達也只是候補委員，他還是靠搞個毛澤東的人崇拜才發跡的。政治局十三人中的十人和書記處全部來自中央蘇區。從此，毛澤東成了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終身的獨裁者。
八大仍照此辦理，不顧黨章規定、缺乏充分理由地拖了十一年之久才召開，已處在全面建設時期的八大，選出的領導機構還和七大基本相同，全面排斥抗戰時参加革命的所謂 “三八式”幹部，不要知識分子和懂經濟建設的人才参加領導班子。(p260--266) 毛大搞宗派山頭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再如十大元帥中，八个出身一方面軍，二方面軍 “照顧了” 個賀龍、四方面軍 “照顧了” 個徐向前。毛滿口 “五湖四海”，实際上任人唯親。毛一生是黨天下、軍天下、湖南天下、井岡山天下，文革中重用江青、毛遠新、李敏，更是走進了家天下的死胡同。
四，誰要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罪惡負責？
延安整風運動製造了無數令人髮指的罪惡，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韋君宜《思痛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北京)，特別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已對此有大量揭露。從毛澤東的辯護士鄧力群的辯護辭 “甄別工作一直到七大前後才結束，沒有一個同志受到冤屈”(《黨的文献》1992年第二期)中，亦可看出端倪，既然沒有 “寃屈”又何來 “甄別”？1991年北京公安部發出《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宣布為王實味 “平反昭雪”，就是對鄧力群一類的响亮耳光。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卻也承認 “在延安整風期间，曾一度出現 ‘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决定》，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對全黨幹部進行一次認真的組織審查。《決定》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7月15日，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 ‘搶救運動’，大搞 ‘逼、供、信’的過火鬥爭，在十餘天中造成大批冤假錯案。”只是輕描淡寫，一把搶救運動時間大大縮短，二是把責任推給了康生。到庇誰要對這些罪惡負責呢？
《黨史筆記》用大量事實証明：毛澤東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毛自任總學委主任，直接抓整風審幹。臭名昭著的搶救運動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動的，1942年4月7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6月19日在政治局 指示 “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還說過 “要查清革命和反革命两條心”、 “要注意反特”。毛澤東在1943年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一個2500人的黨校己挖出250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 “恐怕是250到350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 “除了一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 “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楊奎松：《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
王實味案是毛直接抓的第一個案子，毛是第一個誣陷 “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的探子”的人，毛還說 “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毛誣良為奸，是幾十年一貫制，終其一生都樂此不疲。他誣陳獨秀是日特，誣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匪帮，誣彭德怀、張聞天裡通外國，誣潘漢年是漢奸，誣劉少奇是 “叛徒、內奸、工賊”。胡喬木等人說 “運動由康生發動和執行”，欲替毛澤東掩盖和推缷罪責，可謂枉費心機。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可謂鐵証如山；毛澤東本人也供認不諱： “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毛澤東是中外古今最兇惡的迫害狂，是最野蠻的暴君，是最兇殘的劊子手。
其次是劉少奇，他是1943年4月28日成立的中央反奸鬥爭委員會的主任，在肅反上直接領導康生、彭真、高崗等人工作。是延安整風的第二號劊子手。
彭真也是一個劊子手，1943年1月4日作反奸肅反報告時，以中央黨校破獲 “吳奚如特務案”為例，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經驗。他直接負責的中央黨校就是重災區之一，鄒鳳平(四川工委書記)、危拱之(葉劍英夫人)、曾淡如(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等一大批人，或自殺或瘋癲，都毁在他的手上，他居然稱 “沒有殺一个人，也沒有毁滅一个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p361)
任弼時也算一個，1943年4月9—12日延安分別召開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两萬多人的幹部大會，他代表中央書記處作《特務活動和中央對特務的方針》的報告，號召 “誤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的鎮壓，不願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種自已毁滅的死路。(p343) 雖今天讀之，仍令人不寒而慄，無比恐怖，如墮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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