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胡秀正，１９３３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１９６６年９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并被打被"斗争"。他们后来试图纠正对他们的这一对待以回到北京。１９６８年夏天，她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审查对象"，罪名是"企图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她先遭大字报"揭发""批判"，又在几十人的会议上被迫"交代"她的"问题"，后来又被关押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即受当时所谓"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五楼坠下身亡。她去世时３５岁。

    照片上的胡秀正，朴素，严肃，端正，一副典型的中学女教师的形像。她也确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通的中学女教师。胡秀正１９５１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升学。她毕业后先在这所中学当实验室管理员，一边在业余学校学习。她从１９５４年起在这所中学当化学教员。１９６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她已经有十二年教龄。她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六十四元。她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师，每月工资六十八元。他们有一个女儿。另外，他们赡养胡秀正的寡母及外婆外公。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又明确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个完全负面意义上的名称。胡秀正也不能例外。当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受到批判。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胡秀正似乎不该成为教师中的"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她是普通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师中，胡秀正不算级别高的老师。她没有上过正式大学，也算不上这所学校里的"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文革要打击的主要类别。另外，她年龄不大，１９４９年时１６岁，不太可能有什么"历史问题"。她也不是一个个性张狂的人。在文革中，一般来说，级别高、年龄大的老师以及个性突出的老师往往首当其冲受到迫害。他们会因其学术地位高而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斗争，或者因其教学历史长而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或者因为好发议论而被认为"有反动言论"。这些人所受迫害的程度一般也更为严重。为什么胡秀正这样情况的人也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打击对象受到残酷整治以致身亡呢？

一，１９６６年：被抄家赶出北京

    胡秀正的"问题"，起源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划分"。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是北京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员。第八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相距大约一公里，同属北京西城区。他们在１９５８年结婚。１９６６年时他们住在师大女附中附近的教工宿舍里，他们的女儿当时三岁，"全托"在附近的幼儿园中，周末回家。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的父亲，住在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队。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被划成了"漏网地主"，并被命令参加"坏蛋会"，也就是说，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对象"。关于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胡秀正去世二十八年后笔者访问张连元的时候，他还能详细而流利地一口气讲述出他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以及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划作"地主"。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共产党掌权以前，在１９４０年代，他父亲经历过不少事情并有过起起落落变化。由于他父亲的阶级成份问题，在"文革"之后的１９７９年已经得到"平反"，所以他父亲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历史上的种种细节，在今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他讲得如此清楚而详尽，并且还很激动，这实在是因为当时关系重大。当他因为父亲的历史而被打被关被斗争，以致最后失去妻子的时候，曾不知多少次地思索和整理这些故事。他也曾被迫写了不少的文字材料为他父亲的事情"交代""认罪"。所以，他把他父亲的历史细节记得如此清楚。笔者发现相当多的文革时代的过来人有这样的特点：直到今天，他们对他们的父亲青年时代的历史，甚至记得比自己的历史还清楚，因为在文革中无比强调"阶级出身"，他们也因此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叙述父亲的历史，后来，对他们自己的经历，却可能没有需要回忆与叙述的场合。

    在今天的情境中，人们对这样的陈述，会觉得是一些根本不相关的事情。不论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又与胡秀正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她的丈夫的父亲。他历史上的种种事情，都发生在胡秀正认识他的儿子之前。胡秀正不可能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哪怕张连元的父亲真是罪大恶极之人，又与她有什么相干？然而，不幸的是，这不是文革时代的判断方法。

    这个离胡秀正远而又远的事情，在文革中成为致命的罪过，并且直接导致胡秀正受迫害以致身亡。胡秀正被整死，她的罪名不是别的，只是"为反动公公翻案"，进而又被上升为更严重的"翻四清的案"和"翻文革的案"。按照文革的标准，"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遭到严厉镇压。

    １９６４年张连元的父亲被划成"漏网地主"之后，张连元向他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报告了此事。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向学校所在的西城区区委汇报了此事。张连元阅读了共产党的有关规定，认为"阶级成份"应是按照１９４９年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的。按照这个标准，他的父亲不应该是"地主"。张连元曾经给中共华北局写信，请求"复查"他父亲的问题。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的领导者下令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从事文革。１９６８年８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并掌握学校大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和杀戮。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８月２２日，张连原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历史教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成重伤，几乎死掉，后来终生残废，不能工作。红卫兵从校内打到校外，不但打学校的老师，也打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到张连元也被打的那一天为止，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了八个人。

    那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的两个干部来到北京，要把张连元和胡秀正抓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老师"反攻倒算"，为父亲"翻案"，"妄图翻'四清运动'的案"。这指的是张连元曾在１９６４年后写信给共产党上级要求复查他父亲被划成"地主成份"这件事。这两个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学，和八中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掌握大权。八中的红卫兵给生产队打了长途电话，证实了来人的身分。于是，初三（五）班的红卫兵把张连元叫到物理化学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张连元一进去就被劈头打了一顿。然后，从张父村子里来的两个人开始审问他。他们一边审问一边打他耳光。后来，红卫兵学生开始轮番用木棍、铜头皮带、绳子、扫帚等抽打张连元。在打张连元的过程中，曾有别的老师来到办公室，开门看到红卫兵正在打张连元。

    有两个人试图阻止红卫兵打他。一个是实验员，名叫张良银。他对打人的学生说："先不要打。你们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红卫兵把他硬推了出去。另一个是物理教师周国正。周老师是天主教徒，为此当时他自己也在被批判，处境不好。但是他开门看到学生打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打。"他试图劝阻学生继续毒打张连元。当时学校的人都有目共睹，从８月初到９月３日那一天，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打伤了多少人，都知道红卫兵的残酷无情。在那样的恐怖气氛中，实验员张良银和物理老师周国正出来为正在被打张连元说话，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无怪乎二十八年之后，张连元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俩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对他们俩心存深深的感激。虽然今天我们作为听众或读者，在对这两个人的敬佩之余，还是会为没有较多的人这样作而心感遗憾。但是，我们也因此更要记得他们的名字。在一个恐怖的时代，他们作了不平常的事情。他们勇敢，他们仗义，在同事朋友落难的时候，当别人收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尽管环境如此恐怖，他们伸出了他们的手，他们作了努力来试图制止罪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想当英雄，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为当年所作的感到自豪。

    ９月３日，张连元被打了一整天。红卫兵打他耳光，用打了结的粗绳子、扫帚和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抽他，用车床上的三角皮带敲他的脑袋。他们强迫张连元跪下，他们把脚踩在张连元的背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打他。张连元在看不见打人者的情况下，精神极度紧张，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又强迫张连元腿直著，身体弯成九十度，头仰起来，头上顶著一个罐头盒。他们打张连元，还不许他动，不许罐头盒掉下来。罐头盒一掉下来，就更凶猛地打他。他们打累了，在一旁休息，同时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头顶著罐头盒。时间一长，张连元的整个下身麻木得失去了知觉，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他们狠命打他，但是他的腿动不了。他们觉得很开心，一边毒打，一边狂笑。整整一天，他们不给张连元喝水，也不给他吃饭，却找来了一块非常肮脏的窝头，外面是乾裂的长了毛的，可是里头却象浆糊一样，又酸由臭。他们强逼张连元吃，不吃就打，吃慢了也打。有两个红卫兵拿著民兵训练用的木枪要捅死张连元。张连元想，他也要被打死了，就象已经被打死了的同事华锦和那些他不知道姓名的校外的八个"牛鬼蛇神"一样。他们之中有的人就是被木枪捅死的。但是一部份红卫兵认为应该把他送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处理，说："别打死了。留给村儿里的人打吧。"　晚上，红卫兵把张连元一个人锁在一间屋子里，还跟他说："不许逃跑，要跑抓回来打死！"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开门，一边开锁一边说："准他妈的死了。"

    ９月３日，八中红卫兵还抄了张连元的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他们夫妇的户口迁出了北京。９月４日，他们用张连元的钱叫来了一辆卡车，把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二人连同他们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大队。到了那里后，大队干部又强令他们交出随身带有的一切财物，现款、手表、钢笔。到了村里，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分别关押，不准见面说话，全天有人看守。在那儿，他们被打，被游街，被体罚，在斗争会上被斗。胡秀正也曾经被戴了高帽子游街。当地的一个干部告诉他们那里的中学红卫兵如何打人，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了，然后威胁他们说："再不老实，就把你们交给中学的红卫兵。"当时，中学红卫兵打人最凶，而且最无顾忌，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打死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敌人"。他们打死了人，最多不过被说作是革命中"难免"的"过火行为"而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坚持这个说法。张连元和胡秀正没有办法，只好按照生产大队干部要求的口径写检讨认罪。一星期后不再有人全天看守。他们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但是仍然没有行动自由。张连元的父亲被打得更厉害。他被施以一些残酷的刑罚。有一次，他被强令在立起的板子上跪了一整夜，不许动一动，也不许上厕所。老人被折磨得几次要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