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放晴一天又阴沉下来。天晴的那天下午，我在阳光下沿着拓宽了的马路步行了三个小时。这是我的大自然，我的空间。
   文学是一个诱惑。人在文学青年时期根本不知道这条道路之难走。也不听人劝。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时候才知道这条路之黑、之艰险。永不放弃就意味在这条黑暗的路上走到底。用青春、用生命做抵押，记录黑暗，做一个通往光明目的地的一块铺路石或是路标，永远在黑暗之中。做盗火的普鲁米修司，把火种给黑暗中的人们。这是我儿童时代就知道的神化故事。在黑暗中写作与黑暗同在。
   
    网上的一位朋友说，她要在这个冬天，利用春节的假期独自去西北旅行。对她说：你疯了。穷人越来越多。人穷得没有摆脱穷困希望的时候，就会变成铤而走险的暴民。暴民眼中只有仇恨。他们不管你是谁，所有人都是他们仇恨发泄的目标。在旅途中遇到暴民或是谋财害命者，无论你是怎样的人权战士，人道主义者都说不清。该要你的命，还是要你的命。
    呆在家里依偎着灯光，盼望着冬天快点过去。这是我成为个体作家之后的第十一个冬天。除了写作，对生活的期望值已经接近零。我越来越厌恶“理想”这个词。理想不可能实现就是空想。鼓吹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就是欺骗。理想总是要有实现的可能，一个人在空想中度过一生，在欺骗中度过一生，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是否还敢回眸自己的一生？

    当遭遇强盗的时候，他们抢劫你的时候，你无理可说。抢劫是犯法的，却是合理的。穷人暴动，痞子是富人对穷人的蔑视。穷人为了过上和富人一样好的生活，为了和富人一样有尊严，就造富人的反，革富人的命。夺取富人的政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革命的行动，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是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行动。
    时过境迁，20年后已经不是那个凭着一张作家协会的证件就可以走天下的时代了。作家是什么人？作家是什么角色？ 若是再走这条灵山之路，只会加倍悲哀，加倍愤懑。作家是什么人？一个精神富有，生活穷困的人。
   
    《灵山》P66
   你问她能同你过河吗？去河对岸，那里有一座灵山，可以见到种种神奇，可以忘掉痛苦，可以得到解脱，你努力引诱她。
    她说她对家里人说是医院里要组织一次旅行。她对医院里又说家中父亲生病要她照看， 请了几天的假。
    你说她还是够狡猾的。
    她说她又不是傻瓜。
   
    低头看段文字，已经过去的岁月又展现在眼前——八十年代。
   无论《灵山》中还是《一个人的圣经》中都有和我同龄的女性。那个年代都是女孩。
   “解放”是一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词汇。可我到了成年依然不知道这个词汇的确切内涵。那时候，确实有很多“不敢”。作了什么，也以为做错了，有犯罪感。其实，没有错，这是一个人的生存权。但是，我们不知道。
   
    一个对生活无望的年轻女人，想去死，还要两面撒谎。假如可以逃亡，能够逃亡，很多人都会选择逃亡。过去那段岁月有很多想逃亡，无法逃亡的人。他们注定要在原地耗尽自己的生命。一个乡下人想逃亡到城里，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要活活饿死在城里。在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不到灵山，也逃亡不得。
   
    逃亡到远离城市的原始森林里，又是一种恐惧威慑着逃亡者，那样子怪异的死树，那些野兽，那些毒蛇，还有恶劣的气候，死神张开翅膀在等待着你，你可能有去无回。生命都保不住了，生存都不可以了，逃亡到这样的山谷里，自由的意义等于零。大自然是美好的，但是当人步入这个“美好”深处的时候，得到的是强烈的孤独和恐惧。孤独到大声呼喊都没有回声的恐惧！因为那些飘渺的云雾吞噬了一个孤独的人呼喊的声音。十几年以后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是否也为听不到那片母语土地的回音而感到恐惧。
    法兰西的土地法兰西的文化氛围成全了一个痛苦绝望的中国作家。他是新中国那代作家中最幸运的作家。法兰西成全了他那么多的作品，成全了一位艺术家自身天才的光芒。
   一个最不能忍受、最不顺受的中国作家，咬断了和那个国家文化体制关联的肘子，逃亡到法兰西，他成功了。不说过程，他获得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结果。
   他的祖国是悲哀的。
   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同命运抗争的过程是这样艰难。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为自己赢得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出版的权利的过程是这么艰难。
    祖国，土地，文化，人民，艺术，文学，和国家，政府，政权，政治……不是一个概念，为什么它们就这样紧密地浇筑在一起，不让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艺术有喘息的空间？这个社会体制为什么只许极权的声音，不让每一个个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公共舆论只能是这个权力的舆论，不能是每一个平民的声音？
   为什么要逼迫作家做这么残酷的选择，与爱伴随着的，为什么总是深深的伤害与剧痛？
   
    《灵山》是作家在中国大陆构思的长篇小说。《灵山》中的叙述，带着无奈的忧伤。朦胧的绝望和朦胧的希望。灵山是存在的，灵山是找不到的。灵山的光影在透亮的云雾中，多少带着唯美的诗意。这样的诗意在《一个人的圣经》里找不到到一丝半毫。从一个大陆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到法国的自由作家。身份转变中的痛苦和困境只有作家本人知道。在《一个人的圣经》那部完全在法国完成的小说浓重墨色里面的耀眼白亮依然让人感到绝望。
    逃得越远，看得越清，对过去的回忆就痛得更钻心！谁让作家身上流淌的血液是一个古老的、有厚重文化积淀的、灾难深重民族的血液。
    作家的逃亡行动是一个荒诞社会的结果。
    戏剧怎么写，小说怎么写，写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这些本属于文学和艺术的行为要受到党的文艺政策限制和禁止，这才是荒诞的原因。
    二零零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这样诞生，第一个华人文学奖就是这样诞生。这位中国大陆的逃亡作家的作品中铭刻了一个时代，记载了一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真实生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