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制作为一种国体，主要解决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使“异质”部分（民族、地域等）结合为“同构”的国家，避免分裂；二是以自治单元分担超大规模社会的管理，避免超载。这里只谈前一个问题。在解决“异质同构”方面，一些民主国家通过联邦制取得了成功。但并不说明在中国也能够取得同样效果。因为制度是需要历史作为基础的。对于未来的中国联邦，现在的设想大都是西方模式的照搬。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组成中国联邦的成员也各自在其自治体内实行西方民主制。我的不同意见主要在这里。我赞成联邦制的基本原则，我怀疑的只是西方民主制能够维持中国联邦的稳定，甚至我认为西方民主制会成为导致中国联邦解体的原因。

   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可以算是西藏从中国联邦一个成员角度提出的纲领，而且有了比较具体的制度与宪法方面构想。我在下面对其展开分析，并将其和我设想的“递进民主制”进行对比，希望能够为未来的中国联邦提供另一种思路。

   一、以西藏为例——西方民主制对民族冲突的激化

   事实上，即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族问题至今仍然令其头疼不已，被视为民主楷模的美国，种族冲突也一直持续不断，更别说当今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民族分裂和冲突几乎成了民主伴侣，二者行影相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问题爆发的催化剂。

   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目前只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相对完整的思路。“中间道路”由四个因素构成，归纳为一句话就是——留在中国以民主制度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其中 “留在中国”、“整个藏区”和“高度自治”三点可被视为目标部分，“留在中国”是“整个藏区”（也称“大西藏”） 与“高度自治”的交换，因此“中间道路”能否实现，“留在中国”应该是前提。

   达赖喇嘛所说的民主制度即是西方的代议制。它是用于在“整个藏区”建立“高度自治”的手段。但是西藏“留在中国”是靠什么手段保证呢？目前只是一个允诺。实行西方民主制对这个前提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实行西方民主制不能保证西藏会留在中国，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就失去了前提，其他目标当然也就无法论及了。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就西藏“留在中国”的问题，对达赖喇嘛构想的制度进行讨论。

   达赖喇嘛1992年发表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 ，对他设想的政治制度有具体论述。简要概括，其关键程序和框架由以下几点构成：

   a.由老百姓直接选举：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⑵各州议会的议员；

   b.由各州议会选举全国州议会的议员；

   c.由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⑵全国州议会负责立法；

   d.由⑴全国人大代表、⑵全国州议会议员、⑶各州议会的议员共同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e.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行政首长和内阁。

   可以看出，议员（包括代表）在这种政治设计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除了拥有立法权，总统由他们选举，政府也由他们任命。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考虑西藏人口分散，教育水平低和缺乏民主训练的现实，应该说比较符合西藏情况。对此且不论，我们要看的是此种方式能不能保证西藏留在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的“意见领袖→传媒→大众→议员→政府”之互动链条，将会怎样在未来西藏发生作用，互相怎样影响？

   ◎意见领袖

   西方民主制是一种多元竞争的选择系统，因此造就一种鼓励冲突的政治文化，这是其之所以优于专制制度的原因，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需要从反面看待这种冲突。

   意见领袖是由思想者、学者、作家等文化人和在野政客组成，与权力精英同属精英阶层（可称为话语精英），没有政治权力但有话语权力。他们是“议”者不是“行”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应该怎样”，而非“能够怎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由他们承担，因此他们总是高举道德的旗帜。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现实，道德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在野精英往往有获得政治权力的愿望，而最好途径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作为动员舆论和获得支持的工具。

   骤然民主化是一个权力资源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的时机，很多精英人物都会逐鹿其间，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奠定民意基础，同时回应社会质询，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道德立场，增加自己的得分。有政治野心的人在渴望权力的冲动下，对权力精英的攻击性往往很强。成熟的民主社会至今依然上演这种戏剧，骤然民主化的社会更难避免出现恶性竞争。那么未来西藏的意见领袖会选择哪一个道德制高点进行表演？可想而知，那时最能煽动公众激情的就是西藏与中国的关系。

   不能指望意见领袖那时会说中国多少好话，从压制状态得到解放，首先是要释放多年积怨，同时民主化会揭开专制统治时期的黑箱，使多年罪行见了天日，也将进一步增加积怨。

   意见领袖擅长舆论，为人尊重，他们的意见无论是对大众、媒体，还是对当权者都有重大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媒体和大众反过来也会影响意见领袖。一旦形成了舆论潮流，要想继续充当意见领袖就只能是追赶舆论，而且要走到舆论前面。尤其是那些觊觎权力的在野精英，他们必须与已经形成的社会舆论紧密呼应，才有利用民主制度而掌权的希望。

   ◎媒体

   民主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论自由，具体就是私营而非官办媒体成为主流。骤然民主化将催生大批此类媒体同时出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新生媒体都必须在刚开放的空间尽可能地跑马圈地，为此展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激烈比赛。最初时期能瓜分多大份额，是决定媒体今后发展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比赛中获胜的法宝莫过于激动大众的感情。感情能使人投入，使人慷慨解囊，成为忠实追随者。谁能把握大众的情感，谁就会成为赢家。媒体对此的秘诀就是以耸人听闻的材料炒作热点，对社会情绪进行强烈持久的刺激煽动。在骤然民主化的西藏，最大的热点和最具刺激性的材料无外乎中国的迫害，藏人的悲惨，以及关于中国阴谋的揭密。这种炒作在短时间就会蔓延为风气，并且导致故意夸张和不负责任的小报风格。这是竞争决定的。如果哪家媒体坚持理性与考证，就难免不处于劣势，因为理性要求遏制感情，而骤然民主化的大众更愿意得到感情发泄；考证需要时间，在媒体的速度竞赛中也会落在下风，别说还要付出多得多的成本。因此面对新的淘汰机制，媒体在“适者生存”规律下走上哗众取宠道路是不奇怪的。即使在自由媒体发育成熟的西方社会，小报风格都占相当比例，而培育严肃媒体所需要的条件，骤然民主化社会并不具备。

   ◎大众

   “文革”之后的西藏已经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意味西藏已经没有了再发生群众运动的可能。专制统治摧毁、瓦解和限制所有体制外的力量，使民间社会处于空缺状态，离开政权整合，社会就是一片散沙。生活在这种环境，社会成员往往感到孤独无助，缺少表达和释放的渠道，心理扭曲，挫折感强烈，盼望着为克服这种异化找到出路。在出路出现之前，他们往往是用漠然来逃避社会事务，一旦有了可能，就会倾向于爆发性的极端行为，以补偿内心异化和焦虑。在这种时刻，平时一盘散沙的群众反而更容易被煽动，因为他们怀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可以对其进行缓冲和整合的中间层次；他们与宏观层面直接交流，却没有判断宏观事务的能力。那时他们信息来源和精神指导大部分来自媒体，因此传媒的煽动一定会在群众中获得呼应。

   “群众人”的特点是情绪化。他们在宏观层面会改变平日的务实态度，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为什么不表现得英雄而让人视为狗熊？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尤其在民族问题上，群众最容易丧失理智。尽管多数是民主的基础，但是再多人的局限加起来也不是全局。在“数量型求和”的社会结构中，群众局限的相加只能成为更为局限的“深井”。

   群众的另一特点是向后看。已经发生的事抓得住，看得清，也容易产生共识，前面的事却在未定之中，众说纷纭，没见棺材也不需要落泪。让群众的这种特点左右局势会十分不利。毕竟历史已经不可改变，可以把握的是未来不是过去，过度清算只能把历史纠葛延续下去，从而继续造成新的仇恨冲突。然而群众只要有释放的可能，几乎一定要把情绪发泄彻底，极少可能自觉地体现宽容。西藏以往遭受了那么多灾难和痛苦，一旦有可能发泄，其爆发能量不难想见。

   那时，在一个对少数缺乏保护的环境下，除了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之外，其他意见可能都难于（也不敢）在媒体上表达，任何不与中国誓不两立的态度都会被视为软弱投降。媒体成为最激烈人群的声音放大器，理智只能怯懦地保持沉默，那时，“群众”将只有一种论调，整个藏民族在世界面前也就成了单一的极端派。

   ◎代表和议员

   以上说的是骤然民主化时西藏社会的可能状态，是达赖喇嘛的政治结构赖以建立和操作的基础，二者相互作用的结合点就在民众对议员（代表）的选举。

   当选取决于选民，决定了议员必须投选民所好，因此达赖喇嘛的政治设计首先就是把权力最大的议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直接置于大众情绪的制约下。达赖喇嘛的初衷也许是期望议会能够缓冲大众的非理性，西方类似的代议制政体的确也体现了这种功能。但是区别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激动全民的目标，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也没有一个正在把社会推向极端的氛围，议会对大众情绪的缓冲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只要有这些因素，西方议会也一样难以不被大众情绪左右。骤然民主化的西藏上述因素全部具备而且极端化，同时却缺少西方社会的利益集团、政党结构等平衡因素，议员只能没有防卫地承受大众的直接作用力，迂回空间狭小，因此跟着大众跑几乎是别无选择。

   仅仅不敢忤逆大众还属于一种被动，在西方民主制的竞争机制中，每个议员都面对一群企图取而代之的竞争者。竞争者一直惯用的手法就是攻击在位者的软弱，反衬自己的坚定。这种策略往往容易奏效，群众热爱英雄，喜欢看壮举、听豪言。议员面对这样的竞争，不能不被鞭策着加入趋于极端的赛跑。在那条跑道上，谁跑在前面，谁就受到群众欢呼，最终拿到胜利者之奖，所以议员不仅不能以理智缓冲大众的情绪，反而为了自身地位的稳固，可能还要力争在激进道路上跑到大众和竞争者前面。

   事实上，即使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制社会，议员也常常把更多兴趣放在做秀上，代议政治培养善于利用传媒表演的政客，却不是敢以真知灼见给大众泼冷水的智者。在争取选票的竞争中，投合大众的政客几乎总是压倒表达不同见解的智者，而在一个缺乏民主训练的骤然民主化社会，选民尤其会被政客不负责任的誓言和允诺所迷惑。

   恰恰议员是“坐而议”的，不承担行政职责，往往也不为后果负责，因此务实的动力对他们而言远小于道德拔高的动力。专制社会虽然有官场高调，但对政治行为一般不发生制约，因为最终决定权是在当权者而不是在议者。然而在达赖喇嘛的政治制度中，“议”对“行”的介入达到空前，议员直接制约乃至决定政府的行为。议会（代表大会）负责立法、选举最高领导人并任命政府，拥有的都是最具决定性的权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其抗衡，因此在那种体制中，西藏与中国加剧冲突的链条必将继续向上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