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些青年NGO活动者对NGO应用递进民主制进行过讨论，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我的分类中，NGO属于“众权组织”，不属于公权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采用各种组织体制。但我认为对目前中国的NGO组织，最好的体制是递进民主制。这是因为民间社团一旦走过最初的创办阶段，就需要正规化，然而民间社团的正规化既不能走官僚化道路，也不能走公司化道路。前一条道路民间社团没有那么多权力资源，后一条道路民间社团没有那么多经济资源。而缺少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民间社团很难形成约束力，只要参加者觉得有一点不如意，就可以甩手不干。民间社团的资源优势主要是其理想和道义。参加者之所以能够被吸引，是因为民间社团能够实现他们的价值认同和理想追求，而前提首先在于他们必须感到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来自上面的命令、指挥和安排。可以说民间社团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一点。然而既然是社团，又不能让社团成员完全各行其是，随心所欲，没有章法。如何协调这其中的矛盾？递进民主制既能充分地发挥每个参与者的主动性，让他们获得主人翁的感觉，又能够建立一条完整的制约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受到制约，因而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这一点对当前中国民间社团的健康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有人认为社团的总体战略需要自上而下进行贯彻，由项目负责人自下而上地制定社团战略难免局限和偏颇，那么需要问——那位身居高层制定总体战略者是由谁来判断他/她的能力呢？他/她如何产生，以及如何罢免？由谁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来对他/她进行监督和制约呢？不能指望凭空产生一个“英明领袖”，而且历史也早给我们不断地重演了从英明走向昏庸的戏剧。民间社团也是一样，只要其成员这样看待自己——我们不行，需要一个比大家都高明的人，社团就会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个“高明者”的私人领地，社团的命运也就完全掌握在“高明者”个人手中。递进民主制至少可以保证民间社团不会成为私人领地，其命运是由民间社团成员自己掌握的。那么我们对此应该怎样选择呢？是选择高明但是脱离社团成员控制的权威，还是选择虽然不那么高明但可以体现多数成员意志的民主？对一个民间社团而言，不是最好并非致命，总有完善和提高的途径，但若是沦为私人领地，可能就是最坏的结局。

   
   项目负责人是局部的操作者，不一定有宏观决策的素质。就单个项目负责人而言，这样说也许不错，然而我主张的是由项目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一起进行宏观决策，不是由单个项目的负责人独自进行宏观决策。委员会是一个集体，集体是可以取长补短的。如果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只是一句形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是一句空话的话，那让我们来看什么是宏观——宏观是局部的集合，每个项目负责人对他/她所负责的局部（项目）而言，无疑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最适合进行管理。那么由这些合适的局部组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形成合适的宏观呢？
   
   何况还有一个由项目负责人选举产生的总干事，他/她之所以受到推举，就是因为他/她具有宏观方面的能力。不要认为总干事只能充当一个无所作为的工具，他/她必定有极强的能动性，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随时选举”作为递进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之一，经常受到的质疑是会不会导致人事变动过于频繁，是否每变换一个下级都会导致上级发生变化。如换了一个项目负责人就可能要求重新选举总干事。然而，除非是所有的项目负责人同时换了新人，更换总干事的情况才有可能发生，如果变的只是一两个项目负责人，只占项目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中一两票，怎么换得了总干事呢？
   
   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
   第三篇 以递进民主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
   第四章 以递进民主制解决目前问题的举例
   第二节 对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的体制设想（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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