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彪
   
   有人批评这次为杜导斌的呼吁书（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解释的呼吁书）似乎是在作秀，他希望“在艰辛的宪政和民主自由之路上”有更多的体制内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体制外的呼吁（陈绪纲：《叫狗与咬狗》）。他的意思我明白：爱叫的狗大多是不会咬人的，不叫的狗反而会偷着咬人一口。他还支了两招：找代表在全国人大正式提出议案；以及让这些联名呼吁的人去给杜提供法律援助。我还算学过一点法律，知道在中国一个当事人最多能找两名代理律师，也知道在一个案件中并非律师越多越管用。在目前的选举体制下，能不能找到30个敢提出这种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心里没谱儿。退一步讲，就是提了案，能管用吗？山东靳士让先生的儿子被警察打死一案，几十个全国人大代表已经三次联名反映问题，工人日报等几家媒体也作过报道，到现在也没解决。“体制内”的行动当然也很重要，但要说联名的人没有想过这个办法，那就有问题了。
   知识分子作秀的事也见得多了，但要说这次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解释”的102个发起人以及支持联名的上千人是作秀，总觉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发起人当中，有被监视的作家，因为这次呼吁，监视和跟踪措施可能变本加厉；有大学教师，因为这次签名可能失去教职，至少也要受到特殊“照顾”；有赚钱不少的律师，因为这次举动可能被吊销执照；有几次进出监狱的、更敏感的人物，因为这次公开的“秘密活动”，可能再一次失去自由——想想在一个只允许拥护的政府治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出现在公开信的名称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如果这也算作秀，那CCTV关于领导人的新闻我就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这次签名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标志，它表明民权运动更成熟了，比如注重时机、注重法律技术、注重媒介传播；也更多元化了，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言论自由等不同领域的人权同时争取，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遥相呼应。越来越多的人克服了恐惧。逮捕网络作家，违背了一个普通人的基本良知，践踏了人类伦理的底线，而且也给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带来巨大的耻辱和危险。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一个心智健全的普通公民，我觉得沉默比站出来说话，要承受更大的痛苦。——不必讲什么更高的信仰和道德良知，我只是为了自己心灵不想受更大的煎熬而已。所以晓波老师给我发来Email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我给晓波的回信也谈了策略问题：怎样运作能起到更实际有效的作用。现在想来，这次呼吁行动至少有三个地方很妙：一个是，“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形成了共识。因此给当局的印象不是一小撮人在捣乱，而是多数人希望这个社会更理性、更人道而不得不发出的声音。第二，要求最高法院对刑法103条第2款作出司法解释，也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行动。不是谴责这一规定是多么邪恶和荒谬，多么背逆历史潮流，也不是直接要求废除这一条款，因此是一个极其温和的诉求：而且行动似乎暗含了对其统治合法性的默认——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典型的“体制内”的行动。第三，更重要的是，它狠狠地给当局将了一“车”：要么你顺应民主潮流作出修改，这可以大大减少公民因言获罪之恐惧；要么你不作出修改，在国际大家庭面前承认你的恶法、承认你公然作恶并继续作恶，这也大大地丢分儿。
   这样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公民行动借助互连网的力量产生了巨大反响，冲击了体制的“边界”。体制容忍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有用不断地言说来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王怡语），只有不断地用理性的、技术化的、有节制的行动来扩展我们自由的空间，只有对一切反自由、反人道的法律和行为作出持久的抗议、并且在争民主的时候也知道妥协和宽容（胡平语，“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我们才能推动制度的变迁和拓宽体制的边界。
   陈还隐约批评杜导斌应该更多地“关注应城本地的民生和自由”，这样，“会有更多的乡亲去理解和援助”。我也有点糊涂了。不用说人类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香港人自由的减损未必就和我们无关；也不用说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应城一地日子也好不了哪去；单看那些关注本地民生和自由的人，不是一样被害得很惨？写信控告乡长县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事，已算不上新闻了；独立竞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被阻拦、威胁、哄骗，还有穿不完的小鞋；维护上海拆迁户权利的郑恩宠律师，被粗暴地关进监狱；我所住的回龙观小区，几个维权代表刚刚被抓进去。不用提这些关注本地民生民权的人，那些仅仅关注自己那几年冤狱或几千块钱的上访者，不是一样被驱赶、被压制、被逼得死去活来。甚至不用提这些争取自己权利的上访者，就是那些放弃自己生命权利的自焚者和投河者，也被强迫接受死不了活不好的命运。——看来，我们的命运真的连在一起，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二分法好像有问题了。无论是公务员还是教师，无论是个体户还是农民工，无论是自由职业者还是监狱里的囚徒，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宽容和人道的社会，我们都希望“体制”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我们都希望走出专制阴影，共同完成体制的和平转型。什么是体制外的？我们的体制不能够包容他们的思想观念，那是他们的思想观念错了，还是我们的体制错了？什么是体制内的？难道一个人是体制内的，就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个体制的一切，参与这个体制运作所生产的“必要的恶”？
   一个不允许反抗的体制恰恰丧失了要求人们服从的义务。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些积极推进制度革新的人。在国务院里、在人民日报里、在中央党校里，都有独立的思想者和精神上的不服从者；很多律师、教师、记者或作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策略地推动某个制度的变革；甚至在公检法队伍里，也有坚持正义和基本良知的人，拒绝在某些案件中参与罪恶。杜导斌本人也曾是体制内的，他被捕前是湖北省应城市医疗保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收到不少上访材料，除了农民和下岗工人以外，也有一些军人、教授和国家干部。一个对体制外的人不予保护的体制，也无法保护体制内的人的权利。没有人可以永远呆在体制内，因为一旦你不拥护这个体制，立刻就会被开除、被宣布异己分子。把人群划成敌人和人民，这种苦头我们吃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划分让谁都没有安全感，因为决定谁是敌人、谁是人民的是实力。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二分法蕴涵着这样的逻辑：你们可以整我们，因为你们是体制内的；一旦我们得势成为体制内的、而你们成为体制外的时候，我们也往死了整你们。这是一种狭隘的亡命徒式的报仇心态，是陈胜、吴广、洪秀全的皇帝梦，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盗逻辑。——而且它隐含了对迫害弱者的承认，谁让我们枪杆子里头的那个“政权“还没出来呢？（在国际问题上是“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反动口号，挨打是应该的，谁让你落后呢？在这种思维下，永远不会有国际正义和国际民主。）
   我们绝不是洪秀全，我们也绝不需要洪秀全。我希望不再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因为人类的智慧早已创造了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思想、兼顾各种利益的体制。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罗素先生讲“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为我们彼此不同，世界才会多姿多彩；思想、言论、性格、行为是丰富多元的，活着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理论存在紧张，思维才有乐趣；文化存在差异，交流才有收获；利益存在冲突，谈判才有必要。大家坐下来商定一些基础原则，比如法治、分权、民主程序，通过这些原则，我们既可以解决公共事物的安排问题，又可以在私人空间里过我们想过的那种生活。“我们用点人头的方法而不是砍人头的方法来统治”。这就是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的民主体制，而不是革命，革命，革革革，没完没了。被革了命的还想反革别人的命，革了别人的命的也害怕被人革命；所以两边都怕得要命，所以革命已经成功的和革命尚未成功的，都搞恐怖主义。
   我希望不再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划分。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天，我们的体制允许批评和反对，鼓励自由思想、独立写作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天，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在“体制”之内或之外，而是我们的智慧、心灵和创造力。
   
   200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