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文集：弃做中共精英，择做中华现代精英

中共邓小平南巡之后，江泽民挂社会主义羊头、朱镕基卖资本主义狗肉之际，李洪志在长春亲传法轮功——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可谓为江、朱经济改革悄然准备着相适应、相匹配的道德文化基础。朱镕基、胡锦涛等并未反感法轮功，乔石还予以支持。倘若他们的人性、良知能够抑制住江泽民的嫉妒和恐惧，当法轮功有三、四亿人修炼、三、四千万党员介入时，唯物主义、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和专政邪说汇合的党文化就将发生质变。中共就将自动抛弃斗争哲学，全社会、各民族将由于“真善忍”信仰的普及和道德风气的回升而得到和解。

可江泽民的蛤蟆功一发，“亡党亡国”的政治恐吓一出，一把手一票就把六张反对票分化瓦解了。这就是中共政界精英。即使朱镕基四处对贪官放炮，高喊做人民清官，却一样畏避风险艰难，从来不敢为民跟江泽民真正独立自由地抗争。他虽然良知未泯，谎言和仇恨较少，但假大空地追求正义、民主、自由，最终思想方法、知识框架都没脱掉左派、极权、邪恶文化给他戴上的变形眼镜。

不管政治局七个常委有怎样的分歧，对法轮功横空出世文化传统骤然复兴的奇迹，中共政界精英还是统一在江泽民虚构的避免亡党亡国危机的反应下，对法轮功进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迫害，结果彻底自塞和平演变的政治道，走向死路。

二、中共经济界精英勾心斗角，蔑视道德，整体将被淘汰。

由朱镕基操刀的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注重卖资本主义狗肉，自由主义经济学吃香。大陆吴敬琏、香港张五常走红，令夸夸其谈的何新嫉妒得跟江泽民嫉妒李洪志一般。何新想用盖过邮戳的马克思经济学邮票继续邮递国营经济信件，当然不行。然而，中共专制下的经济问题显然不是经济学家自由或计划可以解决的。

无论是什么经济学，只要依托在中共或隐或现的一党独裁制度下运作，就会要么在国家铁饭碗下养懒各界人，要么在不正当竞争下流失国资。无论市场调节还是国家调控，单就共同使用所谓“新中国”一词，就可见都不敢或不愿触及中共政治经济制度下阶级压迫的道德邪恶问题。市调、国调，都将搞垮经济。

古典经济学家鼻祖斯密不仅著《国富论》论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更先著《道德情操论》论政府应该注重善民教育。这是一个西方基督教学者双眼看现代社会：既要国富，还要民德。这是神借斯密之笔，给人类绘的健美的资本主义图画。无论吴敬琏、张五常、何新都还不够斯密的目光和视力。

在科学分工细致的今天，要经济学家都有斯密那般心智是苛刻的，但要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善忍信仰持谴责态度，这要求并不高。中共经济界精英都做不到。这就注定这伙“独眼龙”只会互相争斗。看不见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早晚会一起随中共解体而被淘汰出局。没有中共的社会，需要有良知的经济界精英。

三、中共知识、文化界精英思想僵化，整体被中共邪灵附体难以摆脱。

中共政界精英把法轮功诬蔑为邪教，是出于失去权力的恐惧心理，对比出的倒是自己是邪教的确认。知识、文化界的思想精英们则不同了，差不多都跟何祚庥一般直接、迅速地感受到真善忍的追求和修炼者的好人形象带给他们威胁。他们天天撒谎、算计别人、明争暗斗，理解不了法轮功学员怎能既平和又坚挺。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邪，又不敢或不愿仿效，就真的会以为中了李洪志的邪毒。

这些精英如今五、六十岁，跟胡锦涛一样，带着党文化所给的认识论、知识论框架，也即带着无神论、唯物论的眼镜，红领巾从思想上系到现在，至今还虔信中共的“新中国”概念，思想僵化封闭到把极权主义看作是世界上或者中国最好的政治，甘愿做党的奴才和思想帮凶，骗人、吓人、文斗惯了，却自以为这就是正常的活法。这种思想背景下，他们斜眼看法轮功，越好、越正越邪。

这些中共大学里学过一些老掉牙的科学、哲学的精英们，偏见领导傲慢，坚信世界就是他视觉、嗅觉和触觉感受到的那点东西，自己脑子里通过的东西就是真理，通不过的就绝对不是。他们把科学的现象定律、哲学的方法原理、逻辑的思维存在，真切地就当作宇宙的本体、世界的本质，脑子里完全容不下宗教文化和马列外的信仰。他们信仰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斗争论、专政论完全邪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成了思想邪魔而不自知，反以为正人君子是邪的。

这些人红卫兵时代好文斗的思维惯性至今还在，不写文章骂人就不舒服。邓小平时代起，出于稳定的政治考虑，政界精英不公开提阶级斗争和频繁搞群众运动了，但思想界的知识、文化精英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依然暗暗地绷着，判断标准自然是被党文化颠倒和混淆了的是非、正邪和善恶标准。他们犹如党的猎犬，好人一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立刻就产生受威胁的反应，就要“咬”。这些人占据着大学、研究院的思想导师位置，护邪是其专职。中共亡，他们也就失业了。

四、法轮功揭真相和全民退党潮正在促成一大批中华精英产生。

法轮功从天而降，完全不在中共马列主义的党文化之中，把传统的有神论道德信仰和气功修炼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在古代虽然没有组织形式却有精神内容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华文化几乎到了死地而悄然出现的复兴运动。入世修炼以成神成圣，中华道德文化传统骤然就电脑般升级换代而具备了现代形态。这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同时兼具西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德国宗教改革的双重性。

法轮功神佛信仰毫不含糊，却没有传统宗教的世俗组织形式，传神道授佛法直接心与心传、口与口授，每个修炼人身既学法练功又传法传功，而且心性修炼就在生活、工作中，引导生活和工作的心法和态度。这就是中华之宗教改革。

由于受迫害而产生出持续六年的揭真相、将近一年的退党等活动，修炼人用文字描绘，用街头秧歌、锣鼓、戏剧演绎，用绘画揭示中共之邪恶，用音乐表现传统之和美。单从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和曾铮的《静水流深》，就可见艺术的真正觉醒。她们从中共炼狱中获得新生，文字语言、故事布局尽管没有贾平凹、苏童那般精致，但却一点不见贾、苏的胆怯、造作和麻木。用不了多久时间，《穿越生死》和《静水流深》传入大陆，贾平凹会羞于提《废都》，苏童会不愿谈《妻妾成群》。除非脱胎换骨，他们在文坛上将再无高位。文学思想由王、曾开始，真正走出党文学，才真切地有了人之善良和神性的追求。这就是中华之文艺复兴。

法轮功修炼者带着末法时期的正法使命，做着复兴中华道德的文化事业。这个修神炼圣的过程中，党文化灌输到心智里的排外、仇恨的邪毒将炼转成正气。法轮功学员中将因此出现一大批仁爱有加、慈悲为怀、见识卓越的思想文化精英。

五、中共边缘化的精英也将因为研读《九评》、促进退党而转为中华精英。

中共精英分为体制内的核心精英和体制外的边缘精英。“六四”镇压之后，中共与人民为敌的真相显露，许多中共精英由体制内被逐出，与先行的魏京生、任畹町、徐水良、王炳章等混合。所有这些精英都曾经因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通过入队、入团、入党等方式，在红卫兵或其它政治运动中接受了党文化的洗脑。如果唐子可以算作精英的话，也属于这一类。

长期以来，我们以良心、良知游离在体制之外，以各自善化了的马列主义党文化，跟体制内享受特权、维护极权的中共精英较劲，去追求自由民主，诉求方式与传统背离甚至强烈反传统，结果在中共体制内精英邪、骗、煽、抢、间、杀等招术的打击下分化瓦解至苟延残喘。我们中很多人虽也不屈不挠，通过经商、写作、组党、信仰基督等多种方式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但是，我们没有写出《九评》，没有写出《穿越生死》、《静水流深》，甚至我们没有胆量、也没有如实地对邓小平、江泽民喊出：你已经是罪犯、恶徒，人民要法办你！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跟传统的文化、生活和信仰相背离，不能从儒经、佛经、道经中吸取力量，不能跟中华儿女心灵深处的真善美忍等渴望通上电。王玉芝、曾铮、李伟勋之类没有多少政治诉求和强大自我的人（这些人在中国占大多数），就很难加入我们或者长久地支持我们。都同在党文化中，她们平和、宽容和关注心灵，肯定近体制内精英，不可能看破生死、水滴石穿地来增长我们潜在的政治野心。

中共边缘化精英，即使从基督教里去寻找抗共的精神资源，也不过是从一百步的教会政党化及其邪恶化、中国化的基督教文化，退回到五十步的西化的、正义的教会基督教文化。这样跟体制内中共精英交战，其实是两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内战。虽然前正后邪，但基督教固有的党同伐异传统妨碍他们与法轮功合作。

明眼的人一眼可见：如果从退党潮一开始，地下基督教就和法轮功携手合作，退党人数早过千万大关而且已经公开，中共国当在10月1日之前就摘除五星红旗。我们已经在敲锣鼓、开香槟庆祝了。但许多基督教民运人士至今还没好好读过《九评》，甚至还有人明说他不掺和退党。透过其有意拉开的心距，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嫉妒，因为这种酸葡萄心理我就有过。当然还有别的。他们曾经痛恨中国文人丑陋——不幸不争，而今有相当一批中华文人因为从传统中找到立足点起来抗争了，揭邪退党有效，可操作也好操作。但他们却“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好想哭，因为我找不到好方法跟摩罗、任不寐们沟通。这就是中国文人很难面对的一种丑陋。美国基督教罗德里克牧师7月21日声援法轮功，赞美修炼者：“你们展现人性的光辉，我们会带来更多的人加入你们的行列。”可摩罗、任不寐们却不时地嘀咕（我有时也这样）：我不觉得中华传统有多美，你们自美吧！

今天我已经悟出来了：中华传统的丑陋不在祖先那里，在我们这里。如果我们很好地研读《九评》，带着谦虚；认真地推进退党，带着不坐享其成的勤勉（法轮功促退，为自己也为我们），我们首先就做成了中华现代精英，就美了。我们做中共精英，是撒但邪魔的安排。做中华精英，则是神佛、上苍的安排。

结语：做中华现代精英，担负起自己的那份复兴责任来。

旅德作家仲维光在《穿越生死》读书札记最后说：“生死之界已经穿过，人们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撞开了文化和精神封闭之墙，中国人面临的已经不再只是反抗和反对问题，而是如何建设和思索的问题了！”对此，我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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