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文集：大陆新儒的公民•君子•圣人路

从1989年中共镇压“六四”学生，到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学员，都难见“新儒家”的萍踪侠影，中共国里小人儒坐视求自由民主的个人责任风险由黎民百姓和良家妇女担当。学者郑家栋被控贩妻，显示新世纪小人儒的浮躁，贩学问不能致富也取不义之财。儒学联合论坛版务委员会正式声明，说郑家栋是自由主义者，凸现新世纪小人儒惧中共暴政而明哲保身的猥琐人格。梁濑溟之后，大陆儒者蜗居学府“宁做太平犬”，连高贵的沉默品格都没了。呜呼哀哉，大陆哪有新儒家？

21世纪，大陆儒者惟有走出大学、学院，到民间社会去吸取生命能源，抛弃“坐儒”、“腐儒”、“小人儒”的丑陋像，塑造公民•君子•圣人新人像。

一、撤除“上智下愚”的精神篱笆，新儒家须先于庶民做公民。

读儒家经典和听儒家论道，总能听到很多感人并美丽的文字，诸如“贫穷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但总读多、听多却见少。

儒家“知行分离”，主观上就在于有一道“上智下愚”的精神篱笆，把国人分成君子或小人两大类——“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同而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知为主，小人行为主。君子与小人的甄别政治化和社会化，隐藏着君子善和小人恶的道德斗争。名分等级制在中华千古不易，君子享有特权为天经，小人被治服从为地义。儒教以君主为核心的仁者专政在中华近代史上失败，才有马列以中共为核心的暴者专政胜利。

日本也学孔孟儒学，却有教授上班，一路拾垃圾丢入垃圾筒的故事；还有野田圣子（今日的邮政大臣）做过酒店清洁工，抹洗马桶光洁如新后生喝马桶水检测的故事。教授儒天天拾垃圾，小女子洗厕所也能成大臣，这就是履行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公民义务。日本撤除名分等级后，就这样日趋进步文明。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华民国初年，由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国民，或在独裁上努力，或在革命上努力，就是没在做公民榜样上费功夫。当时儒生首先要学的是做公民，他们却不屑于学而去做了革命者，让共和国饱受不停地战乱折腾，最后折腾得阿Q似的城乡流氓也成革命者，跟掌握了马列主义邪说的毛泽东、周恩来之类的半拉子儒生勾肩搭背。哪里不需要公民，哪里就需要共产党，中共就这样在大陆窃国成功。儒家不做公民，因小失大。

中华民国初年，儒家士大夫袁世凯成为第一任总统，整个儒家获得了一个在民间复兴儒家和儒教的机会。只要袁世凯从不坐轿子、不住深宅大院开始，与民握手同乐、订立社区公约和公民法律，由儒生身体力行带领全体国民奉公守法并维权服务，仁义道德的民主中国便天长地久。由于退党潮，中共很快就要行将就木了。没有中共的新中国里，率先做公民是新儒的第一要务。

二、做公民儒，新儒家须复兴宽恕、自强之君子精神，在各行各业。

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公民日增，小人儒就将日减。公民基台和民主善政确立，两三代人之后中华就将去小人儒。此后，始有真新儒家出现。他们读儒书不图做官，只求不为名利地行仁义道德，做现代社会需要的高洁君子。公民＋君子=新儒家。如此新儒家复兴于中华民间，法治中国才有既“为政以德，星共北辰”又“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锦绣仁政出现，主体是民而非君。惟有公民式君子，也即公民儒出现并合法地自由结社开展活动时，中华大陆才有真新儒家。

现在的所谓新儒家都是假的。中共国学府、学会里诸如郑家栋、蒋庆、康晓光等少许儒学研究者，以儒经为师做学问，做中共奴才领薪水，既非公民也非君子，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生活，徒劳地等待中共行王道，一天天地为旧儒学送终。

公民儒品格修养不由《孝经》开始，而由《易经》开始，侧重落实“坤”道之“厚德载物”和“乾”道之“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厚德载物”之宽容异己的修养，从培养见微知著的预测力开始，到培养正邪交战不避风险的勇气告终。“自强不息”之人格完善的修养，从培养忍让待机的耐性开始，到培养居高思危自我节制的自省力告终。胡锦涛如果有此两君子精神，就敢见法轮功，就有退党壮举。

公民儒把“宽恕”和“自强”的君子精神从古代老师和官员两个职业推广到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而且由男士扩展到女士，如上述日本两个故事中的教授清洁工，只要自觉自愿且不折不扣地履行公民义务——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将仁义德行广施社会成员和服务对象，且文质彬彬、理智思考、信守承诺，皆正大君子，皆有光明的生活或事业前景。名分等级制度下的职业和人格的歧视都没了。

成为公民儒并非要精研道德学问，只要奉公守法和修身养性，就会有好道德操守。公民儒研究儒学，文章和生活中都会正直一贯，不会“走私人口”犯刑事罪。公民儒做官员，是公务员而非“父母官”，有职权无特权，不可能成为台上讲廉政台下受贿赂的胡长清、成克杰（没人听也少人送）。公民儒同事之间，出事会有合法的仁义支援，不会因为某个政党或单位压力而对同事落井下石。

三、创建神圣信仰和神民政道，新儒家须修炼公民和君子成圣人。

中华三千年的立身行道传统是“天、地、君、亲、师”，君道为核心。幽灵毛泽东因此而至今挥之不去。君道的地基是家之亲道。儒家的孝道传统支持着当代人对毛泽东愚忠、对共产党屈从。君道的传媒是师道：毛泽东像慈父。唐子小时候就是通过自己尊敬的老师的教导崇拜这个魔头的。儒家用天道要求君王“为民”，在共和国讲民权和学科学讲启蒙的现代社会，儒家须升级孝道，才有新天地。

儒家在清朝末年就需要路德式的改革——让人自读儒经，确立自悟的天道（上帝或上苍等）使孝父忠君升级为由仁（而非由礼）、由己（而非由师）由神（而非由自然）——立心式孝道及其（包容家却不为家囚禁的大仁大义的）仁教出现。在今天，人们更加可以通过在行动中运用文化遗传中智、仁、勇等原则悟道通神。

神创造人的生命就是要人学圣成圣的。没有如此的神圣信仰，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如此自尊，仅仅执着于生命本身的情理责任、公心公道，是不能支持儒者学圣、显圣的。郑家栋老婆、儿子在美国一年要20万费用，单就养家责任依儒家之“入世以情”的说法，似乎可以支持一年只有几万元工薪的郑子去走私女人挣那20万。共和国的新儒想成家，从古儒的天道、天理中开出一个人格神不可避免。惟有虔敬一个创造人的生命的神，所谓“圣人以情”、“出世精神”等才有依托，“学圣私心”、“名节藩篱”才得以超越、跨越。如果郑子研儒求圣是基于信神，像一个法轮功学员研佛求德基于信神一样，那么为走私一女得20万来折损之无价之德、宝贵之道，打死他也不会干，即使妻子要离婚儿子要自杀他也不会干。

儒家之仁义道德是由伏羲、女娲、炎黄的神话传说中引出来的。用一神论来看，他们是远古时代神州大地中华居民亲见的神使（伏羲、女娲）、神子（炎帝、黄帝），黄龙是黄河流域的特派天使，播撒下和谐教化的种子。学圣讲仁是神旨。

中华共和体制在中华存在已近百年，可大陆儒者还在侈谈王道政治，走不出“天地君亲师”的仁政迷宫，因为神远脚虚，到民贵君轻就挪不动了。如果孟子敬神且近神，即可早于卢梭两千年，由民贵君轻和推翻暴君的仁者专政思想升级到民选仁者做君王的仁政思想——中华式神本民权政道。如果实行神民政道，儒家的使命将成为推广仁义家庭和社区，教育庶民做善民•公民。

结语：

新儒家不是自吹自擂的，更不是成天研读儒经或者讲经论道就是了。依唐子的看法，儒学联合会、孔子学会、孟子研究所什么的，充其量就是儒者，读着儒书为旧儒学送终。真正新儒家，太石村民、法轮功学员离其距离更近。

当前，在大陆想成为新儒家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最起码的就是不拿邪教组织的工资，不讲王道政治。新儒家不是“坐儒”、“腐儒”、“小人儒”，而是实实在在做公民（过路走人行道），简简朴朴做君子（智、仁、勇），遵从神旨做圣人（孔夫子般的以传播仁教——仁德教化——为天赋使命）。

法轮功的神佛信仰，给虔诚的法轮功学员不惧中共强权迫害也要修炼“真善忍”宇宙本性的莫大神力。如果新儒家有神圣信仰，那么虔诚的新儒将不惧中共暴政也能守住“智仁勇”，从而参政议政做积极公民，生命活力超越家、村之私心，为公、为仁做君子，为终极真理献身做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