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日，中华国殇日，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了著名民运人士任畹町先生。任先生谈了他形成民主思想和扬弃共产主义、决裂觉醒的过程。唐子注意到，仁人畹町详细地谈到了他追求自由民主理念的认识形成和扬弃共产主义的过程，而对记者特别提出的对退党大潮的看法只寥寥数语，不由地有话想说。任畹町先生，两进监狱（劳教四年，判刑七年），在身心都受到中共邪教国莫大摧残之后，依然不屈不挠地坚守自由民主追求，无悔选择坎坷民主之路，真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为此，唐子首先向任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跟任先生相比，唐子晚半辈，属于民运中兵，长期以来一直静悄悄地追逐在魏京生、任畹町先生身后，近来才露头。我很欣慰地关注到魏先生对退党大潮的热切关注和积极推进，也细致地注意到任先生对退党潮不咸不淡的态度，不由地想跟老任说几句话，概要为：坎坷求民主光无悔还不行，敬请为退党（团、队）呐喊。

   一、为退党潮摇旗呐喊，是真切实践“中国人权同盟”之路。任畹町是老资格的民运人士了。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被邓小平强权镇压，魏京生被重判入狱。当时唐子还在读大学，而任畹町则不仅是魏京生的战友，而且起草《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竖立起与民主政治媲美的自由人权大旗。这非常有眼光。没有自由的民主，走到古雅典民主就到头了。古代民主和文革民主，没有人权基石，暴政以人民名义实施——杀人只要台下齐声喊“该杀”，一条人命就情绪化、无理性地被夺去；特权借人民名义享用——毛泽东四处住行宫、奸美女，都被当作人民要他干的。如此民主政治，社会秩序反而不如贵族政治甚至帝王政治。近现代民主政治所以能全球化地得到推广，因为自由挑战了奴役，使民主人治晋级为公民宪政，结束了小人•奴隶制度。自由确立个人权利和政府权限，在独立且公正的司法制度尚未建立之前，依法行政和依法维权都将是问题。如果农民迁移、工人跳槽、军人转业、市民经商、民族自决、信仰选择、结社组团等自由，当事人都各求各的或互相反对导致谩骂、打架、广场争斗，那么政府实行强权甚至极权政治就会成功。上个世纪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和中共党政府都是因为通过极权建立了秩序，赢得了当时的人心。如果有中国人权同盟，就可以避免极权政治出现。今天你为别人争自由，明天别人或者为你争自由，或者跟你并肩争自由。例如，工人为农民进城喊开门，进城的农民自然也支持打工自由。声援别人发起的某种自由运动，成果是多重的。比如法轮功主导的“三退”，一旦除掉全民对中共的恐惧心理、唤醒良知、解体中共，法轮功得信仰自由，民主党任畹町得言论自由、杨春光得写作自由。无党派人士唐子则三种自由都可以享用，多好啊。自由又有序，谁要极权政治？任畹町组建“中国人权同盟”刚开头就结束了。而法轮功主导的退党潮十个月了还劲头十足，汇聚了任畹町的战友——民运领袖魏京生，也汇聚了若干唐子般“三不在”（不在宗教团体，不在共产党，不在民主党）文化政治行者。三退者转眼就470万人了，多大的自由人权运动大同盟啊。外国人都在声援，老任你干嘛了？不光是任畹町的问题。三个月前，杨春光被中共清理门户后自述身心感受：“感觉我自己真的异常轻松得如同飞向明媚蓝天的雄鹰一样，一切都是那样高远、蔚蓝而辉煌无比！”杨春光很不愿意被共产党除名，但除名却收获的是爽！很显然这是神在用这种爽的感受告诉他：三退是好事，去推动它，你的亲友和受你影响的高官党员、开明派党员需要你帮助。在《中国政党如何能赢中共——兼评杨春光被中共清理门户》一文中，唐子讲了这个理。但杨春光不这样解读退党。他不是加入这一中国人权同盟，而是抓紧出诗继续以自我为中心，结果他出世界了。哀悼之余，中国民主党的任畹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刘晓波，难道不该深思吗？

   二、不热切关注、不积极推进退党潮，很难走出民主坎坷路。任畹町先生，多年求民主路坎坷，原因诸多，没能跳出党文化设置的思维陷阱是其主要的心智原因。从任先生对大纪元记者的谈话中，可见明显的中共思维：共产党是得农民心而推翻腐败的国民党专制政府建立大陆政权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新生的共产党。但是中共取得政权后，“高喊的追求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专制却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共产党成为一个独裁专制政体”。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一次中共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权之争“，见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君主制度的复辟”和“官僚专制政体在中国最黑暗的一页”，见证了国民党时期的“军政府独裁”。上述话语其实都是中共政治书和历史书里的，很多错误，用来反中共根本无力。任先生答记者问说“九评共产党我看过了”，一句话就跳到“共产主义理想完全就是空壳子、空招牌”，兵还没过河他就喊“将君”：“共产党否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后，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从历史上消失。”《九评》关于中共是邪灵附体农民、学生的邪教组织和流氓团伙，搞暴乱、骗人民，反民族、反人类、反宇宙等认识，本可给任先生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营养，但老任根本就没吸收。所以，有民运思想领袖之称的任畹町先生谈及退党，也根本没感觉，说完“一些老党员和年轻的党员在这种空想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被彻底否定后，提出退党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是好事”之后，话就没了。跟杨春光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做民主党的事情一样，任畹町先生的上述言论也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求自由民主却不反马克思主义，这如同想享用充足阳光却足不出户一样，自由民主路能不坎坷并充满荆棘吗？在任畹町的思维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错，只是暂不适宜贫穷落后的中国土地而已。任先生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体协调、协作、合作”，“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全社会所有，更加分工合作的，更加一体化的制度”。在贫穷的中华土地上，跟中共争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利权，怎会不遭镇压？工农民众凭什么相信你的共产主义会更好？如此民主路想不坎坷只有进书斋。看任畹町，1944年生于经济学者家庭，1966年肄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除了善良和正义从其人性中来，思想观念基本上全是中共红色学校给的。任畹町把国、共两党混为一谈，把今日共产党看作昔日国民党，不辨正邪。老任企望扬弃“中共的共产主义”，而实现自由民主追求，这难度何异于钢丝上跳芭蕾？

   三、将自由民主的不挠追求与退党结合，走出一条神赐的宽路。任畹町对自由民主的不挠追求是无可置疑的。老任劳教之后，1989年发动“政体改造”民主运动，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运动；1991年，在法庭上作题为《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的辩护演讲；1994年，获罗伯特•甘迺迪人权奖，被誉为人权民主活动家；1998年创议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1999年，参与组创中国民主党联合委员会，任顾委主席；新世纪里，出版了《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编、选编、补编》。对此，唐子充满敬意。尽管任畹町还在党文化设置的思维陷阱中，但也有其超越中共思维的真知灼见：中共实行的经济体制，口头上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实际上却是各地政府的一种封建性的垄断——河南省宣称“冻死不烧山西煤”，山西省鼓吹“饿死不吃河南粮”。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是原始村社＋现代国家农奴制的结合体。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同情走资派的人攻击四人帮。1978～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无所谓正确路线，“中共仍然错误的坚持强调巩固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制度”，全会公报根本没有“改革开放”四个字，改革开放是1978年～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青年改革派、民主派提出的，是中共窃为己有。任畹町先生用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共计划经济时代的封建性乃至原始性，揭露了中共贪人民之功为己有的无耻嘴脸，将反中共的自由民主运动起点正确地立在1978～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这些都很对。但任先生整个思维的基点似乎是：反中共，却不反共产主义；批列宁主义，却不批马克思主义。老任如此之思想不像是为中国民主党提供的，倒像是为中国社会民主党提供的。历史上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儿子，俄共、德共、苏共都是正经八百地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工人专政的思想。而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所以能够在议会政治中谋求到重要位置，完全是因为他们抛弃了阶级斗争和工人专政的思想，也就是说抛弃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英国工党所以路越走越宽，是因为完全用公民社会的理念淘汰了阶级社会的理念。将自由民主的追求跟三退的全民活动相结合，显然可以开出一条中华公民社会的宽路。《九评》用“残暴、欺骗”和“反民族、反人类、反宇宙”等铁的事实，给中共作了“邪灵、邪教、流氓、杀人狂”的道德判决。三退活动是在唤醒全民的道德觉悟、激活国人的公民意识。越多的人越早告别中共邪教、恶党，自由民主便越早到来。弃魔从神使中华众生成为神民。人争自由民主艰难，神赐却容易。

   四、发表退队、退团公开声明，放下身架，超越自我。任畹町显然跟杨春光一样脑子里没有“中共是邪教组织和流氓团伙”的认识，没能认识到三退是和平、非暴力解体中共政权的最佳路径。杨春光明知退党是“舍生取义”，却以不退“对中华民族向民主化转型”能起更关键的作用为由而拒退，明确主张中共党员尤其是“有重要职位的、久经考验的民运自由知识份子和极少数改革开明派”韬光养晦地“留下来的”。局限于人间表象上看中共，使杨春光的政治心智一直被无神论和进化论操控，幻想用人的心智去降伏邪魔。人智跟魔智斗法，结果是：中共牛魔王根本就不给春光孙悟空变虫子进肚子里的机会了。为什么聪明和善良如任畹町、杨春光会看不懂《九评》的思想和退党的意义呢？杨春光退党心爽却写诗而脑溢血去世，用无神论观点解释虽可把罪责都卸给中共，但这除了叹天不佑好人而心生无奈、增添恐惧，还能给活着的民主党员和独立作家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可这事用有神论的观点来解说，反思在中共最为恐惧《九评》和退党之际，反中共的民运人士却在做看客、间接地帮助中共延年益寿的愚笨行为，幡然悔悟弃学鲁迅愤世，先退党救自己再度人，自由民主的世界阳光是不是就可以早日来到神州大地，遵从神旨照耀神民呢？难道任畹町真的就不存在退党救自己和救人的问题吗？唐子以为并非如此。老任电话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文革中是一个狂热的红卫兵，跟别人整来整去，很痛苦，逐渐觉醒地认识到中共复辟了“秦始皇官僚专制帝国”之后，才“断然跟文革的思想分道扬镳”。但老任断然跟中共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吗？ 如果任畹町读《九评》不仅仅是“看过了”，而是看懂了中共之“邪灵、邪教和流氓”的本质特性，那么看中共就会由“秦始皇官僚专制帝国”的政治现象外层，进入到中共亵渎神灵——反民族、反人类、反宇宙——的精神基地内层，透过中共的作恶特点——通过党文化教育传播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依附在每个受过它影响的人的心智里起作用——发现自己还在帮中共。发现这一点之后，任畹町就会对自己没有声明退出红卫兵而感到异常不安。唐子今年三月细读《九评》后，就是这样的，再无早看透中共、早跟中共决裂的自傲，先后两次两退。谁只要有正邪观念，又不能证明中共不是邪灵、邪教、流氓，那么他就会对自己曾经加入过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而深具罪感，对自己（加入宣誓）上了贼船至今还未（声明毁誓）下贼船而真切地忏悔，而不会寻找任何理由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任畹町如果把退党仅仅看作是那些“乌托邦式的理念被彻底否定后”的“老党员和年轻的党员”的事，只为他们退出而庆幸，而自己不作声明，那么他就还未能放下“西单民主墙时期人权旗帜的旗手”身架，还呆在文革时期红卫兵领袖欲望的心狱里。任畹町不声明退出共青团、红卫兵，身居高处不为退党这一正义的事呐喊，不仅自己不能得救，而且身边的亲友和仁人们，也将因为看着他（受影响）而犹疑，错过退党（团、队）自救救人、救国家救人类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