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文集：告别中共旧中国复兴宪政新中国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里还极为初级，自由和民主虽然有了，却还较少，而且国人普遍还没确认自由和民主要坚持，还企望有比自由和民主更好的东西。这种焦躁的情绪、猴子搬苞谷的心态被马列邪灵•中共邪教利用。放弃自由和民主的宪政试验，转向暴力和欺骗的共产独裁试验。在共和国的形式下，中国完完全全地走了回头路，而且回到帝制的源头——秦朝，持续地推行霸道、暴政五十五年直到今天还不放弃。

中共虽全面复古，却反王道、德治的贵族文化传统，继承暴君、痞子的平民文化传统。中共真撒旦！中华传统的善的精华全部被糟蹋，而恶的糟粕却尽数被承袭并推陈出新。

但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并没有被中共邪教和流氓完全摧毁。

台北政权，于1950年即颁布“台湾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同时办理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镇、县、辖市市民代表的选举，均以平等、普通、直接与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台湾“戒严”名义上实施到1981年，实际上1952年以后经历了五次修正，军法机关审判的范围逐步缩小至最低限度。当生存和安全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之后，言论自由日渐开放——李敖骂国民党，喉管完好还有好多女人投怀入抱；政治参预日趋扩大，反对派逐渐合法化，直至“戒严”完全解除。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实践四十年，在法制的配套建设之下，终于发展成为九十年代全民直选省长和全民直选中华民国总统。

中华民国在台湾通过三民主义方式，由训政而宪政五十五年，终于成功实现民主制，有了一个大陆可以仿效的民主善省蓝本。大陆中共皇朝的邪恶裸露无遗，凸现台湾民主的正义。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成为民主善国和专制恶国的鲜明对立。

人类本无可争议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斗争主线，由于中共马列邪灵的歪曲，解说中华历史，竟然被偶尔为之阶级或政治的斗争支线给取代了。唯物史观宣扬人跟人斗、不停地斗，甚至斗地斗天，自然会津津乐道暴政、暴乱。中共史讴歌红色——暴乱、流血、杀人等，讽刺和贬抑仁政、详和、爱人等，就是要教化中国人选择暴力和谎言，抛弃和美和真话。

枪杆子里面不仅出政权，还出历史。痞子毛坚信不疑，也几乎做到了。

歪曲的历史让中国人误以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一定乱。从1921到2005的八十五年，中国社会的动乱几乎全跟撒旦邪灵附体中共密切相关，与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所有反共产革命的志士仁人无干。但以善良闻名世界的中国人，虽被登峰造极的文革暴力和谎言深深地伤残，少有人尖锐并深刻认识到中共作恶多端的邪灵和流氓本质，很多人至今还幻想：中共终有会改好的一天。复兴新中国在大陆至今还没被确认，根源就在这里。

历朝无新朝，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旧皇朝的现代版本——中共皇朝复辟专制恶国五十五年，一场历史闹剧。中华民国才是新中国。富裕民主的台湾是大中华民国的缩写本。复兴新中国，就是放大台湾宪政，重建大中华民国——恢复1947年宪法确立的大陆宪政制度，用民主方式统一台湾、解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问题和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自治问题。

告别中共旧中国很重要。复兴宪政新中国是接续，思考要尽早开始。

复兴宪政新中国人权世界之走向

复兴宪政新中国，是要让中国人活得像个人，跟欧美人享有一样的人权。

由孙中山而起的新中国——中华民国——被中共颠覆了，在中共官僚权贵专权和一把手书记专制的中共皇朝独裁统治下，中华国民重新做回黎民，成为党奴、愚民和贱民。

据《泉州晚报》2005年2月27日消息，三年前，一个年仅9岁的广西小女孩被人拐骗到福州卖给一个中年男子，从此她过上了奴隶般的生活，人身失去自由，随时受到暴打，手脚被戴上铁链……这就是自诩为“伟光正”的中共国家现在还存在的奴隶现象。似乎每年在广东、福建一些山区都有一些被拐卖来做奴隶的女人或女孩。

当然人的活动自由完全被困在房间里的奴隶，在当代还是很少。但人格被蔑视或者剥夺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甚至连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也不例外。在马列邪灵的束缚下，中共把党性看得比人性更为重要，这样就连流氓痞子如江泽民者，也依然是党的奴隶。权贵者既然都精神如奴隶，所以践踏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当回事，就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国人不要做共产党的奴隶，不要做地球村的愚民和贱民，要做共和国公民。

1．中国本无奴隶社会阶段，做奴隶做愚民做贱民，不是中国人的命。

中华国民是炎黄子孙。黄帝挟武功行文治教化之前，中国人还有一个漫长的“盘古•三皇•五氏”神话期：一个大力英雄神用斧头从混沌的巨星中开天辟地并牺牲了自己的身躯，给了中国人日月河海、风雷阴晴、草木五岳等；三个大智慧神给中国人的社会组织确定了部落和州的形式，给日月星辰确定了月、年的时间；五个中智慧神四个男神教人筑巢、取火、烹饪•八卦•设官职•定夫妻•渔猎、草药治病•种植庄稼•饲养猪狗等，惟一的那位身材苗条的美丽女神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把一个情绪化的男英雄撞塌了的天，用五彩石给补上了，并给了天四个柱子，给了中国人的中原地区。炎帝就是承袭神龙氏“草药治病•种植庄稼•饲养猪狗”农耕传统的后裔。黄帝增添的“祭祀鬼神•泥石屋•兽皮衣•嫘祖丝•苍颉字•乐器陶器”教化传统再融入，奠定了由华夏而汉族温良却非文弱的王道文化基石。

由炎黄子孙而繁衍融合的中华民族，在东亚向四周传播文明，使用武力的恶手段较北非、西亚、西欧人，要节制很多。华人古代征服战争不是西方古代和近代那种拓殖方式，对战败方从没大规模地启动奴隶市场去换货币，像打扑克升级。中国征服一个地方，帝王只要做大王，被征服的酋长只要自称小王给大王朝贡财物、美色就可以了。他依然可以领导由“A到J”的四方将军，接受由“10到5”的四方大小平民和由“4、3、2”四方愚民、贱民、奴隶的供养。给自己大尊严，他人按等级给中尊严、小尊严。卑贱者中与众不同者，也不奴役终生，机遇来临，还可以从奴隶到将军（例如汉朝卫青），由丫头到皇后（例如卫青的姐姐）。

可以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里中国人，就没有全体做过一辈子无尊严和被奴役的愚民、贱民和奴隶。但等级的、弹性的、温热的奴役传统在清朝末年僵化了，无力应对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不改变这种由圣贤而贵族再君主一路演绎而来的奴役传统，不推翻被“仁政”伪饰着专制丑恶的皇朝国，国人在官大一级、辈大一份的尊长面前哈腰惯了人格萎缩，由此中华民族在列强面前就全无尊严永远难以抬起头来。国人不要“奴愚贱”。

2．国人在中华民国已享有各项人权，由于温良和无知，被中共以暴力和谎言剥夺了。

由于有了孙中山和蒋中正，中国有了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孙中山时代颁发《临时约法》，给了国人平等的“公民”地位，不允许跪拜任何人，有了新闻、言论自由，有了游行、示威自由。蒋介石时代颁发1947年《民国宪法》，宪政正式确立，多党竞选试验，国民党开始成为民选的执政党。当然在那个内战时代，所有这些自由民主在操作和水平方面跟英美都是没得比的。但能推进民权由训政而宪政并迈出行宪的步子，表明那个时代中国人建国的确没打四千七百年升级的“政治扑克”了，真正在做创建新中国的政治实验。

但专制包袱背久了的中国人也怪：如今对待插入“中华共和国少妇”体内五十五年不肯抽出的中共独裁阴茎，会因为感觉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时候那么粗野，而宽容地说要给中共变文明以时间；可昔日对待民权和民主卫士的国民党，在中共复辟专制的暴风雪来得比任何时候都猛烈的时候，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宽容，去拒绝中共组织的配合叛乱的学潮阴谋。1949年10月1日，中国民众被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玩了一把，竟然真以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直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就觉得他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非常不满，也因而对中共的书籍、电影、电视等描绘的民国“旧社会”曾经很认可。现在想来，国民党和民国能允许鲁迅批评，给鲁迅宣泄情绪的机会，这恰恰就是民主共和进步的表现。这种宣泄，约三千年前的周朝姬胡不给国人，三千年后的今天胡锦涛依然不给人民，虽然现在国家冒的还是人民的名。鲁迅曾经把毛泽东引以为同道，他奋力以笔批判民国，毛泽东奋力以武器批判民国，但在双重批判缔造的所谓“人民共和国”里，鲁迅忠实的学生胡风却被诬蔑成为“反革命集团”首脑，投入牢狱三十年。倘若鲁迅活着，对比两个共和国里人的处境，会不会依然贬国扬共呢？

比较两个共和国里文人和政治人物的处境，郭沫若、曹禹、巴金在中华民国显然活得像人，想写的诗、想编的剧、想写的小说都能见报、出版发表；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郭沫若活成了毛泽东的奴才，曹禹和巴金却封了笔，而且巴金还时不时被共产党敲打指责。律师史良曾经在中华民国因为允许替政治犯辩护，获得君子名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被五七反右吓得做了小人，被人大副委员长的虚名收买了声音，在毛泽东面前她只是噤若寒蝉的小女人。

中华民国在大陆是正在形成中的共和宪政善国，所以执政的国民党能够宽容异己分子，允许他们合法地反对自己，发出人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是最为完备的专制恶国，中共霸道并奸诈地把自己等同于人民，把所有异己分子和善良的人，把所有奴性不够和恶性不够的人，分期分批地当作敌人，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予以专政，从名誉、经济、肉体的各个方面摧残他们的人格尊严。就这样，才华出众如周恩来、郭沫若者，在毛泽东面前惟有察颜观色、摇尾乞怜地苟且偷生；平庸无奇如普罗大众者，在中共面前通通被驯化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般（面无表情、只知举手）的政治白痴。中国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就这样被强奸着，普遍成了猪人、猴人、狼人、羊人等，惧做乱世人，宁为太平犬。

当然这种“苟活，好歹是活”的思维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孔子讲“仁”，具体到二人关系里的师生关系上，便成为自汉朝到如今一直盛行的老师溺爱自己的学生，却压制非师生关系中的另外的学业或品格优秀者，做官的老师优先提拔或选拔自己的学生就被视为爱，古代而现代官场一窝窝的腐败风气就跟这种老师之仁有难分难解的关系。结果反腐败自然也师生连带着被反。墨子讲“义”，追求建立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相互支援关系，但这样一种关系到了汉朝以后基本上成了儒家的口头标榜，表现居多的似乎只是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的属下王累倒吊城门口阻止刘璋迎接刘备入城那种。结果王累以剑割绳索自杀死了，刘璋依然出城迎接刘备入益州，一番赤诚最终也未能避免益州被刘备夺去。“仁—礼”文化传统压抑人权变形为生存权：明清时代猪八戒一样活着和当官，西门庆一样捞钱和包二奶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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