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文集：去中国化毁中华精神党成心魔人成奴

《九评共产党》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对此有精当的述评：“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这段文字马建应该看过，于是就演绎出如下文字：“当三大宗教全在共产党手里断了根以后，其实也就断了传统……哪里还有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要叫也只能称共产党文化……”

唐子看中共没有马建温和，我以为：中共统治中华大地近五十六年，坏事做绝，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胡锦涛的“创建和谐社会”，中共可以说没有一样是兑现的。但中共惟有一件事是做到了，那就是去中国化成功。

（一）中共去儒很成功。坑儒、批儒无反抗；伪儒却大得响应。

台港和海外不少人把儒教和儒学在中国的没落归结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认知既非理性更非灵性。中国皇朝交替时期，儒家正统地位都会受到挑战，但其“以仁换礼”和“忍小恶谋大善”的专制传统总会沿袭下来。这在中华民国也不例外。蒋介石如果有“善恶不两立”和“除恶务必尽”的思想，就不会在长征中放走红军，更不会跟共产党搞第二次合作，也就不会有大陆丢给中共的内战之败了。

唐子看得很明白，儒家由孔子而来的“远神近君、近亲、近师”传统一直蕴藏着一个天大的弱点：即君王、父母、老师道德一败坏，国、家、校之政治、伦理、文化三个领域便全面腐败并不可救药。这一“弱儒现象”从清朝末年一直传到民国，所以才有马列“流氓斗争”和“强盗专政”的邪说对儒家“仁政”和“忍道”思想的全面胜利。国民党尊孔行善没有带来和平和对洋人的威武，共产党以暴力和谎言却表面上做到了，所以中共打败国民党后得到了国民愚昧的欢迎。

中共建政后通过镇反、肃反大开杀戒杀了几百万民国儒生，再通过反右阳谋引蛇出洞、指鹿为马地逼几千万教授、老师、学生出卖了良心和良知，更在文革通过“批林批孔”彻底地使粗俗上天、斯文扫地，儒教和儒学就这样在中华大陆被去除了。即使邓小平、江泽民时代重提“读书尊孔”口号，也不过借“仁义礼智”之名偷梁换柱地复兴了“宫廷斗争、权谋诡计、温情独裁”之传统。当胡锦涛暗地里指示学朝鲜打压异己分子明地里唱和谐社会歌，人们竟然认为很不错了。

（二）中共去道也很成功。反会道门如扫落叶，取缔道家气功很顺利。

像《林海雪原》小说里一个团参谋长随便就端了一个道观一样，各地道观的道士都差不多都被中共以特务、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等栽赃的罪名监禁、劳改乃至处死。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明确表示要接受“人民政府领导”，“修真养善”的道教宗旨从此放弃。此后30年里道教只能以传播气功和武功方式苟延残喘。直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恩”，才有了张洪堡以麒麟文化之名推广中华养生益智功（中功）“文化贸易”的一时兴盛，不过十年，江泽民一跺脚就又没了。

（三）中共去佛更成功。和尚尼姑结婚，佛寺成为商地。

由于儒家入世文化的影响，在中共产生之前禅宗便有猪八戒、鲁智深之类的弟子酒肉穿肠过却主持照当、使者照做。因此，弃佛从共的中国佛教协会早于道教五年就成立了，许多教徒主张去除佛戒，更有人主张僧娶尼嫁和饮酒食肉都应当自由。112岁的虚云大师挺身抗辩却遭军警拘禁、毒打。文革之中更把和尚和尼姑扫出寺庙。如此折腾四十年，佛寺藏污纳垢盛产假和尚、假尼姑。文革之后尽管寺庙香火恢复，但此寺庙早非佛门净地了，而成为山野里出租铺位的商厦了。

二、毁灭中华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伪中华、假中国、真中共国。

去中国化成功，道之真诚、佛之慈善、儒之坚忍等人性中最为珍贵的品格，由于中共军警的打压，被贬被抑被灭，长江长城、黄河、黄山之辽阔地域里，假、恶、暴的罪行便借革命名义、以人民名义恣意妄为、无所顾忌地毁灭中华精神。

去儒、去道、去佛而去中华，对大众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做人再也没了古人那种以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忠诚之心为好、为贵的珍视，嘲弄为迂腐、理想主义，代之以打压和防范，在中共官场尤甚。去儒、去道、去佛而去中华，对文人、作家的影响，要么是一种心智背叛，把自己在书本、在学校认可的东西在现实里埋葬和淘汰；要么是一种心灵流浪，马建似地虽留恋故土却不得不为了捍卫心灵里残存的那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而离开已非中华的中国故地。他们在异国他乡以中文写作，艰难地坚守文字里残存的一点传统。

“我开始从中文语言的源泉寻找自己的方向了。闪在眼前的就是：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仓颉造字’初始，到孔子四处赶着牛车流亡在路上，试图把他的‘仁义礼智信’传播开来，最后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绩接上了原神文化。其实还有修身养性的道和佛都渗入了我的生命细胞。不然我怎会被伦敦的贼抢走钱包，闪出的念头却是‘破财消灾’呢。

“但做中国人太累了。我每天从书本中感受着传承了五千年的精神文化，每天的笔尖又面对着当代中国的“共产物质文化”造成的心痛。“己之不欲，强施于人”，早己是中国的国策……”

“天人合一”的中国宇宙观，在江河无生灵，山川无完肤的中华大地“哪里能安身”？ “善恶有报”的中国常识，在中共建政史上一直都是“善有恶报”的记录。在异国他乡以文字坚守和传播中华传统的悲怆情怀在马建的笔下显露无遗：

“当下的中国人早就不知道‘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大义灭亲’是公共道德，父亲揭发儿子，儿子卖掉母亲等事多得没人再听了。‘仁义’这个词只要在赵紫阳的头脑里闪出，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向了失败……当广西的学生把老师烤着吃光以后，‘礼’在中国就完全消失了。而中国人的‘智’慧近半个世纪都用在了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上。在现代生活里……自造的假货早把‘信’字丢进历史。当社会把‘仁义礼智信’都抛弃了的话，那中国人也不存在了。

“我们红旗下长大的一代身上浸满了共产教育，甚至无歌可唱。在英国城堡里的婚礼上，中国人只能合唱着：‘为什么大地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起，中华精神被摧残得便支离破碎不成东西了。从那时起，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便空有“中华”、“中国”之名，让海内外华人没了中国，只有中共国。唐子直言：除台湾之外，华人亡国差不多五十年了。

三、党成心魔人成奴。

心理学上有所谓认知分裂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绑架者在绑匪的恩威并施之下，活人质把强盗当作救命恩人感激不尽，痛骂来搭救自己的警察。这便是一种颠倒正义和邪恶的心魔。中共在中华大陆建政，就通过去儒、去佛、去道，成功地凭借马列邪说和军事武力把中华民国国民及其后代绑架55年，让他们荒谬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却不以为荒谬，把中共强盗当恩人。《九评》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党文化对人的精神奴役，唐子以为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党魔。

这党魔看起来是突如其来的，实际上是两千多年儒家远神近魔的弱善思想在马列无神论的批判下败北的必然结果。以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和斯多噶、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对儒家思想批判时，还可以看作是灵界神在敲击人的灵脑，以东西方神佛和上帝信仰，以西方理性学说逼儒家超越远神近魔的孔孟之道，由信仰圣人升级为信仰神圣。但当李大钊和中共用马列邪说批判儒家思想时，那就是魔（即堕落的大红龙撒但）企图附体中华文人、学者的副意识并封闭其元神。去儒、去佛、去道而去中国化成功，使中国人视西来马列邪说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时，就是中共附体绝大多数华人的副意识和封闭其元神的成功。

从1957年反右大获全胜起中共就几乎成了全体中华士大夫的心魔，从文革时期斗争哲学传播和批林批孔进乡村起中共又几乎成了全体中华老百姓的心魔。

大陆人常说“党在我心中”，其实就是党是我心魔的另一种表述。中共为人心魔有许多认知标记：主要有“吃饱肚子要紧，人权即生存权”、“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共产党永远伟光正”、“中共等于中国，爱党即爱国”、“中国变化真大，你看深圳、上海、北京这么短的时间变化都快赶上香港了”、“民主无政府，台湾一团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恨党之所恨，就是爱中国、爱中华”，“只要爱党，杀人、骗人、奸淫都可以”，等等。

中共成为人心魔导致大陆华人至今为中共奴却还不愿意承认，不知或不敢面对国家的真实境况。对此著名民运人士陈破空先生指出：只要他认定中共国什么都好，即便有人举出不好的方面，他都能马上找出诸如“人口多啦”、“慢慢来啦”等理由来为之辩护；只要他认定美国什么都不好，即便有人举出美国好的方面，他也能立即找出“起步早啦”、“靠军事啦”等理由来反驳。当你拿出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给他时，他就捂耳朵不听。这样的人唐子天天都见到。在QQ、MSN和雅虎通上，我至少跟一百个自称寻求真诚的人聊过天，一聊政治，对方就这样了。

不仅是一般的百姓或学生是这样，甚至在英国己经五年的博士留学生，也依然心中惟有中共国。马建在《没有了国哪还会有家》录下了这位女人的中共心魔现象：

“她批评英国传媒只报导中国的阴暗面，依然只看国内的新浪网站，她最崇拜的男人是周恩来，以区别那些崇拜歌星王菲的青年。她爱好文学，从王安忆读到沈从文……但谈到其它政治社会话题，她完全认为那都是负面宣传，是给中国人抹黑，都是美国在背后给钱，怕中国强大起来，那是决不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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