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文集：读余英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以毛泽东为例，有好几本洋人写他的书都不认他是知识分子，至多承认他为半知识分子。毛泽东不是读书的人吗？不明事理吗？连个知识分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这说法也不是绝无道理，他的确不是认识形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对之物的，不是有形态的，不是唯物的。他读的是史，他的知慧运用是心理世界内的，是从“心”出发，又在心内完成的思维活动，不是经验科学。他自己说是唯物主义立场，其实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因“唯物”与“唯心”对于他，他的党，都是先验概念，他是从表白、站队的立场来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照类型来定义知识，毛泽东拥有的不是认识类型的知识，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识分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据。

照类型说的标准，胡跃邦、赵紫阳二公都得靠边；相反，上海帮里的：江、吴、曾、黄、陈……都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的赵紫阳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江泽民，说他附庸风雅，干不了实事，真是恰当极了。人以群分，来看看上海帮，差不多都只会装腔作势，不知何为正业。前阵子胡教长议取消岳飞、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讽，它雄辩地告诉人们：陈舞娘和江三代常常很庄严又很神圣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谎诞戏。和那些把马克思说成姓马的人差不了许多。而三代那张嘴却是悬河，一开闸就不可收，他是数、理、化、文、唱、吹、拉……无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识分子。

照他们的例，知识分子不仅设边缘化，还核心化了。

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识分子的流还是个问题。

因儒学是人生境界的学问，一种修养，是从心出发的，又是关于心的，是如何处世的学问，不是对物的知识。

因此这样的学问天然用于价值理念，关怀环境，调整环境，是用来至善，用来承担责任的学问。“士”多般是这样的学问——一个以承担责任为最高理念的阶层。有这样学问的人倾向于以天下为己任，关怀、同情、怜悯、负责、议论……出仕、清议都是极正常极必然的事。

士的学问有一个极重要的特征，它的范围只是关于——“我”的，《大学》，《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怎样成为这样的人？说来说去只是境界追求，谁也不能代了别人去追求，你怎么学怎么修都仅仅是对着自己，是自我内的：自己给自己定目标，由自己努力，自己监督，自己调整，自己达及。现代心理学（无论科学心理学还是哲学心理学）都研究“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儒学或“士”不过就是“我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儒学价值的积极方面：没有破坏性：自己活动在自己内部，破坏什么去？；总是从全局出发，照及整体：它是一种由自己来回答自己所以应该如此的根据的学问——伦理的，伦理所寻的就是——总根，它怎么会不从整体出发呢？决不会因当下需要而使建设具有破坏性……；它的消极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时所体验到的：保守、封闭的一面。它仅仅是关于自我境界的学问，怎么能不含些封闭呢性，怎么能不把认识之学拒斥其外呢？

儒学是学问，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学向——造就好人的学问——培养圣人为目标的学问。

儒学不是认识对象的学问：它不研究天体关系，也不研究物质构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于功利。能用于守，用于治。不能用于取与夺。

它在以往对它国家民族具有价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方面的杰出分子（士），其发生的影响就足以凝聚社会，稳定大局。那个时候的视野有局限，经济生活单调纯粹。所以士大夫处在中国价值的中心是理所当然。

这并不是说功利在以往社会不起作用，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特征，使功利立场成不了价值趋向的主要观念。有了士——知愚型，伦理型，责任型的知识分子，就足以满足这种社会的价值需求。

所以，士在传统社会里的主导地位，就不只是知识分子在主导，而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知识分子在主导。——是知愚型的，伦理型的，责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

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等价名词。它们相同内涵只是明理，连所明之理也不一样。做为知识分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责任，他们不去为社会承担义务，尽其职分，又能干什么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这一事实，与“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扩展有很大关系：知识不再只是向善负责的教导，还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术之能，技之能，术、技之能本来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而是用来满足需要的，工程家们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原本就应在边缘上。所以“边缘”知识的职分不同。

二、关于功利

在中国，近代价值的标志是不是就是功利？虽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国家贫、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可这都是经验评价，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认识为特征的专业学问太薄弱太苍白吗？要强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要求里暗含的潜台词是什么？是物！是术，是技——坚船利炮纺织机，这是具体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学问，却又是有用的学问，正是这些有限性学问在方便人类需要，满足人类生存的舒适方面让人目瞪口呆。国强民富的愿望不自觉地就变成求功近利的观念，功利观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价值趋向的主导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荣。无论如何也得承认：机械、技术都是知识，不是用于调节人际，提高生命觉悟，却是丰富方便生存的，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人所不能不依赖的。这种知识本来就是用于财富的创造，不是责任的承担。近代发生了功利观对至善观、责任观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传统的以造就好人为目标的教育向着认识世界创造财富方面急转，造官教育成为造就能人的教育。创造财富成为观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标志了这种转换的完成？——同时也揭露出这种转型的盲目：功利观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叶障目，不顾长远，不负责于环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体之外，之上，为价值为造福而实施的建设在初始上就包藏着破坏。功利只对眼下负责，不可能对根源负责！它不是通过伦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为出发点和终极点的。知识的功能就从“造就好人以忧天下”急剧地地转换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这样一种转变的大势来得太猛烈，以至来不及比较，筛选，反思。

在常识以内，我们能看到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文化的输入，却看不到它是在洋枪洋炮对义和拳的功用对比中输入的。织布机之对于手摇纺车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动，无从抗拒。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对现代技术的期望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为一种统治文化，而是做为功利观念里的一个成份引进的。而且最先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历了实践的挫折正处于反省阶段的，修正类型的----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比共产党早了十年，1911年创于上海。这个党的纲领并不含暴力，是共和学说。只有分析我们民族从传统向近代迈进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剧汇集的是个什么观念。戊戌变法生动地表明的是——要强国！要复兴！强国指望什么？——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带来利器的是术，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进功利观的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体系被裹挟在其内输入进来……只求“造就好人”的传统文化无力满足强国之需要，它只能用之于人——心，不能用之于物；来不及辩别它对心的建设是否还有必须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说“五四”运动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观掩映了伦理观，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的同时也裹挟着破坏性。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其实是潜伏在一个更基础的观念的胜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为主流的文化观对造就好人，责任人的文化观的胜利。正是这一功利观的节节胜利中，为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的胜利扫清了障碍的。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刚刚兴起的正逢勃着的“自强——功利”观念里暗自成长起来的。借助了概念对理性的先验，在理性尚来不及辩别它的背景下风行起来。

三、政党出于见，而共产党却出于功利

如果有冯友兰那种纵观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现象的蔽障，不考察汉以后儒学各派系自身的侧重，只看辩论的大势，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想刨一个正宗根据，至于正宗了没有，咱不去管，但从正宗的愿望出发却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实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据，追求第一因的要求所决定的方法论，证明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是伦理，行为的出发点是目的，意志，但必须经过伦，目的被证实为就是一个理，且是真的，行为才得以发动。伦理就是寻出第一因来支持目的之合法。以这样一种方法论发动的行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观的，近利的，只服从当下有效性。

汉文化又深又厚，就因它是一种伦理文化，几经外族入侵、统治，也不能对其有所动摇，反而同化了异族。为什么？——就因它是从根出发的。而入侵异族不是从根上，只是从力量对比上，异族自身又没有伦理——没有根，它的统治其实就是它的文化（根）的建立，建来建去，它也就自己嫁接到中华文化这棵树上——被同化。伦理就是对正宗的追寻和负责，伦来伦去（追来追去）最后剩下的就是——“‘是’那一事物”。仁、义、礼、智、信所表达的就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所是”。通过伦理，确保其行就是“其是”——行为是本质的实现环节。从理出发就是从自己的“是”（本质）出发，而不是从功和利出发，它不一定能从直接层面看到积极价值，它却在总体上，从长远的方面保持了积极价值。汉文化往往拙于应付眼前事态，临界危机，这也是文明民族反败给野蛮民族的一个未被揭示的机理。文明就是按照因文而致之明的规则来活动，野就是不照规则。共产主义的入侵能在中国奏效，所基于的仍是这一点。从国共斗争史上你见共党讲过什么规则？从它五十四年的统治里你能举出它讲规则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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