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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执政，就决不能为民 ──胡锦涛“七一”讲话批判（2）
孙丰
一、“执”和“为”是同一个词，都是意志
这政用什么来“执”？当然用意志啦！又用什么来为民？当然还是用意志。你的意志已用在了政上，你怎么再用到民上？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就是顺着相当然耳往下开河，究竟贯通不贯通言者是未曾想过，也看不出他要去想的迹象。
为什么说只要执政就不能为民呢？因为“执政”和“民为”是两个行为。执政服从政治规律，政权的运行规律；而为民服从道德规律。政治规律，政权运行规律是个机制关系，是必然性表现；而道德是心灵的要求，是主观的自由选择。
箭瞄的是雁，你怎么指望射中兔呢？
“执政”的这个“执”与“为民”的这个“为”，是同一谓词——意志，只因对象不同才有了描述的不同。
“政”和“民”都是名词，政是关系名词，民是物质（人）名词又综合上关系（众）。它们各服从各的规律：
只要执政其意志就为政治所占，就已经在服从政治规律，这是必然的，这里的意志，已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机会，活动在政治里的意志只受机制规定，它自身没有自由度。
从上世纪最后一二年以来，呼喊政权危机的频律在江泽民嘴里从偶尔上升到普遍，上升到不能间断。即便是在口头上，也至少是表达“要为民”吧？既然江三代在主观选择上也说“为民”，为什么事实却向着坑民害民祸民的方向不可抑止地发展？江三代在反腐败问题上用的唾液比谁都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官级越来越高，贪脏额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机关化，全体化，赤裸裸化，处罚越来越重，但是腐败却以比反腐败强大得多的气势举国蔓延，口口声声一心为民的共产党却把中国的国库掏空了，把地球上的这块土地糟塌得不堪入目，连我们承传了五千年的文化也难以幸免。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猛醒——主观意志是扭不过机制这条大腿的！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悟到：执政与为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吗？前者服从必然世界，后者是自由选择世界的，各服从各的规律。胡锦涛还未对它们做出真值性认识，就把它们归到了一起。这与把钢沙掺杂到大米里煮粥是一个戏法。只要执了政，那政就不管你心上要为什么，它只准你按照机制的路径运行，你就不能选择了。
江三代在那里责备别人是“形而上学”看问题，其实江三代的这些娇揉造做恰恰是最武断的形而上学。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也大量地含有武断形而上学的痕迹，他不知道执政的“执”和为民的“为”是同一个词，生造出“执政为民”这种逻辑混淆，属拖泥带水式形而上学类别。
其实并不是为了为民才产生出政治与社会，相反，是人（民）的存在必然地导致出政治与社会。“民”不但指出了某类自然物质（人），还揭示出这类物质的特有性质——理性。只有从理性出发，才有宇宙，有世界，才有关系；若不形成意识，人就只是动物，不是“民”。只要说到民，就意味着已经有了意识，脱离开动物界，就是说：无论在自然的造就上还是主观能力的拥有上，“民”的所有分子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为”谁的关系，每一个员的生命内部都有能动能力，这个能动能力都是体验生命实现生命的，干什么还要别人来“为”？自己的能动能力扔哪去？人人都有实现本已生命的能力，“执政为民”就是不让人家用自己的力量服务自已的生命，而由执了政的人来代替，这不是对人家本已力量的剥夺吗？这不是对个人主权的侵犯吗？因而“为民”是对人类平等性的否定——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来为？为什么不由自己来为？——自主！
二、宪政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主权在民
执政的这个“执”就是“拿”，执政就是把政权拿去了。共产党已把政权拿去了还为的什么民？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公共关系，政治就是从关系上争取普遍有效，政治就是《大学》所说的“亲（新）民，止于至善。”——即对普遍之善的争取。政权就是通过对关系的调整而促使每一成员都达完满，善，幸福。
可见，政权是公器。它本来就是大家的，人人有份。
既是公器，我们为什么让你们来执？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执？
因此说“执政为民”是强奸民意。
“执政为民”是对——政权在民的反动。
什么是现代政治？什么是宪政？主权在民的政治就是现代政治，主权在民就是宪政。
怎么才能保证现代政治？保证宪政？只有通过政党党际的政治，政党间的竞争、比较，来达到社会制衡的政治。
政党与政党的比较、竞争，是主权在民的保证——政党与政党的竞争、比较，只发生在党与党之间，党并不能直接地对人，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来自党的威胁。相反，在这种竞争、比较中，个人对政党始终具有强大的威慑，政党能不能取得执政机会，取决于自己能争取到的民意量，而民意的多寡，取决于该党的路线、政策的民众接受度。实际上权力并不在政党手里，始终在人民手里。没有一个政党能占有权力，执政仅仅是一个机会。任何政党的执政，都是临时的，阶段的——
——实际上执政就是在打工！
始终处在丢失这一机会的威胁中。且不说主观上要拿权力来肥己，就是不能与时俱进，或者某种不慎，忽略，都引起民意的丢失，引起被抛弃。任何一个处在竞争、比较中的政党，其所争取的只是一个临时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里才有权力活动，才使人的才能得到施展，贡献于民众。就因为执政是一个机会，获得这个机会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又随时可能丧失，所以“机会”本身就是宪政的机制，它用强大的必然能量，迫使机会的争取者和暂时取得者，都必须保持旺盛的状态以追随民意。这一机制就有效地保证了执政政党不能滥用权力，不能拿权力来肥己——因为执政政党与争取执政而没取得机会的政党是同处一架天平上，执政机会造成的是——天平上的执政！在野党处在天平的另一端，无论是自己一端的轻微丢失，还是天平另端的轻微加重，都立刻引起平衡的破坏。所以执政机会使执政始终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国家的权力始终不属于任何政党，不属于任何人，始终是公器。民意是决定一切的，民意就是权力。
行施权力的人不仅处在民意的监督中，也还处在随时的被清算中。它只能依照协议来履行义务，通过杰出的履行来证明自己的贡献，造福公众，推动文明。稍有不慎就陷于民意的讨伐，更不用谈什么谋私。“执政机会”确保了没有什么人，什么党，什么力量可以使政权私有。
“机会”使执政成为成对概念，就因它仅仅是一个机会，所以它对于一切政党，一切人都是平等，任何人一旦满足了机会所必须的条件——才能与诚信，他便取得了施展才华，贡献民众，贡献社会的机会。机会本身就包含着在拥有与丧上都是公平，机会以不能执政，失去执政为其条件，机会时时提醒正在执政者，做为机会它随时随地有被人民收回的可能，机会以其机制功能避免了政权成为一党私器。
执政仅仅是一个机会——这就是它必定是公器的保证条件。
至此，我们通过逻辑的证明，揭露出“执政为民”是一个骗局。那么，我们是不是主张执政害民呢？不！
我们的结论是：现代政治的完备表达是——政权在民！
政权在民，使执政者的执政=施展才华的机会。你有才能，又有可以信任的道德，就有可能取得这个机会，你在才能上，道德上稍嫌不足立刻丢失这一机会。这一机制（在功能上）迫使所有有志于此道者在对才与德的争取上始终处于旺盛，符合人性。要争取执政的政党，它所着力的不是去占有地位，而是占有才与德，它所争取的充其量只是一个机会，它必须在才能与道德方面做最大的拓展以满足民意——
——也就是始终向人民投降，而不是人民向权力投降。
因为执政虽然权力在握，却只能在这个机会内的在握，机会失去呢？面对着的就是清算。
胡锦涛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庸才还是远见灼识的政治家，并不看他想不想，要不要“为民”，而是看他能不能还政于民！
因此说，胡锦涛“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的胡版解释，仅能看出他有某些摆脱江阴影的的要求，他尽力要使“三个代表”与江泽民个人有所分离，尽可能地将“三个代表”变为共党高层的公产，多多少少有点以江泽民的道来制江泽民余威的游戏。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谋略与才能的区别：谋略用于机变，用于处世，用于错踪复杂背景下的安身，进取；而才能是对着整体的存在与发展，才能是用来达道的，才能不是用于对付，而是用于开拓和推动，才能追逐的不是成功，而是气象！
“七一”讲话的用意是企图通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三个代表胡版重释，完成他自己和他的新政与江氏政权的区别，划开界限。江泽民之臭，江泽民政权的贪婪腐败是人类史的空前，对于这一点，胡锦涛那心与“敌对势力的我等”不会有丝毫区别，胡锦涛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过是向公众，向舆论，向国际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不要腐败，我不是与江三代一样的糜烂之辈，请不要给予等同的看待，我要图治”，这是共产党的老传统：表决心。“七一”讲话是胡哥用以与江三代划线的宣言书。又是他向弱势群体的苍白无力的表白。也是向国际社会的乞讨。
胡哥没弄明白的是：决心书只是主观意志，属于自由问题；政权的运行规律是机制。这个机制告诉我们：它是政权与其背景各机体间的如何相制相约，怎样从机体的互动互制中建立起有效的运行链条。因此这就不是意志的自由律所可能奏效的，是各机体间引力与斥力的最佳搭配。你“要如何”是没用的，江三代没有少“要”了，这是一个弄通各机体如何相动相克的问题：不是一个“为”的关系，而是一个“是”的问题——即：主权在民！
你想为民不想为民我们不听不闻，我们只关心主权是否在民。你不想为民还不好办？下台！滚蛋！法办！
我们的批判要阐明的是——拿胡哥的言来看胡哥的理，他是否完成了主观与客观间的批判。只要还一味地在那里把主观要求老调儿弹，我们就判断他决不能有推动民主的盘算。
结论：执政决不能为民！
我们要的是“还政于民”！政权在民！
下一讨论：人有人性，党有党性，政有政性，权有权性。
新世纪(7/14/2003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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